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农贸市场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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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陆贾撰《新语上下卷》　　陆贾，西汉初期政论家、思想家，汉高祖刘邦的谋士，曾助刘邦定天下。汉朝建立后任太中大夫一职。著有《新语》、《楚汉春秋》等书，《新语》“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白嘁黄??叩畚闯⒉怀粕啤薄Ｆ溲Ъ孀廴宓溃??匀寮椅?鳌Ｆ湔?畏?伤枷胫饕?硐衷谕瞥缥尬??巍⑷室逦?尽⒀∠陀肽艿确矫妗??br>

　　论司法的自然根据

　　陆贾受道家自然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天道”与“人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人间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等等实际上来源于“天”即自然法则，换言之，“天”为人间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立法和司法活动等等提供了一种自然根据。

　　陆贾认为，“圣人”是“乘天威，合天气，承天功，象天容”的人物，他们根据“天道”制定人间的规则。他说：“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新语·道基》）这是说，“人道”与“天文”即自然秩序是相通的，圣人根据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规制了人间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创制了各种行政机构（百官），“王道”（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于是产生。在古代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的政治体制下，“百官”之中也包括了司法官员。这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司法权也是来源于自然，“天文”或“天道”为国家的司法权及司法活动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自然根据。

　　陆贾指出，国家的政治与道德秩序是“天人合策”的产物，“天人合策”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实质在于强调“天文”（天道）与“人文”（人道）的统一性，认为前者是后者的逻辑根据。人间社会只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这一思想影响到后来的董仲舒，其“天人感应”的理论实际上是将“天人合策”的理论系统化、精致化甚至是神秘化了。《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之言称“视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反映了董仲舒对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特别的关注。

　　陆贾认为，人间的政治活动会影响到上天。他称“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天人之间的这种感应关系昭示统治者：善政顺应自然，恶政违反自然。其潜台词是：善政导致政权长治久安，恶政导致国破家亡。

　　在陆贾看来，国家的司法活动是“承天诛恶，克暴除殃”，不能“诛恶”、“克暴”就不可能有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诛恶”是“承天”即顺应了自然的要求，国家的司法权来源于“天”，统治者对坏人动用刑罚实际上是“代天司法”。这就为司法活动赋予了一种自然根据，从而论证了司法的权威性、合理性和神圣性。

　　陆贾又说：“若汤、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时而行罚，顺阴阳而运动，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在陆贾心目中，古代的明君贤相，如商汤、周武和伊尹、吕望这样的人物，都是能够沟通天、人的人物。他们“行合天地，德配阴阳”，他们在从事政治法律活动时，都要先“上瞻天文，下察人心”，因此，其活动才会既顺应自然，又顺应人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天时而行罚”一语，主张根据“天时”即季节的变化来执行刑罚，与《礼记·月令》及战国黄老学派的司法时令说类似。董仲舒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理论提炼，并将其作为一项司法政策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后被确立为一种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陆贾的“因天时而行罚”正是强调执行刑罚必须以自然为根据，深刻反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司法观念。

　　论司法的地位和作用

　　照陆贾的说法，司法即“立狱制罪”，其作用在于“检奸邪，消佚乱”，就是说司法的作用是惩治坏人、消除祸乱并维持社会和谐的。司法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仅有司法是远远不够的，它并不能保证国家会出现一种良好的秩序，它必须与德教结合才能共同促成一种良好的秩序。陆贾说：“民知畏法，而无礼义；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对构建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而言，仅仅让民畏惧法律显然过于简单了，还应该让民养成礼义之德，而这需要兴办学校、进行教化。陆贾认为“中圣”即中古时代的圣人（如文王、周公等）就是这么做的，事实上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可以使人远罪迁善，“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消除贪婪之心，在行为上力求清白高雅。

　　陆贾认为，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若过度迷信刑罚暴力，会导致政权的垮台；反之，如果提倡以德治国，则能使国祚延长。他说：“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国家的司法权也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能巩固政权，用之不当则会危及政权。因此，只有“德盛者”即道德高尚的人掌握司法权，司法权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陆贾又说：“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天下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一句“刑罚太极故也”，点明了秦帝国灭亡的原因，刑罚过于残暴，过度相信刑罚的威力，司法缺乏德性的引导，终于酿成“二世而亡”的苦果。

　　论司法的价值和目标

　　陆贾认为，圣人为政（包括从事立法司法活动），乃以“仁义”为最高价值。他说：“故圣人怀仁仗义，分明纤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以治也。”圣人在位，以仁义治国，就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即使遇到危险也能化险为夷。这一席话反映了陆贾作为一个儒生对儒家仁义政治理想的自信。

　　陆贾又说：“夫谋事者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这是说“仁义”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基础，否则就会导致政治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所谓“虐行则怨积”是指统治者以暴虐的行为对待百姓，比如司法残暴、滥刑无辜，则会使民怨沸腾，社会失和。故陆贾又言：“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照陆贾的说法，掌握司法权的人自己必须带头守法，言行要合乎法度。“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君主不守法度，百姓无所取法，必然造成混乱无序。陆贾认为，有德之人在位，自然会谨守法度，正确行使司法权，除暴安良，使社会和谐。如商汤、周武王这类圣君，他们品德高尚，能够“以寡服众，以弱制强”，“讨逆乱之君，绝烦浊之原，天下和平，家给人足，匹夫行仁，商贾行信”。“天下和平”即天下和谐的意思，这既是德教追求的目标，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标。

　　陆贾说：“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怀刑者民畏之，归之则充其侧，畏之则去其域。故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行罚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亲近而致远也。”司法（刑罚）的价值不在于让民众畏惧，而在于辅助德化，因此，轻缓宽和的司法更能赢得民心，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司法权必须慎重使用，用刑不慎就会导致司法冤滥。陆贾说：“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何况刑无罪于狱，而诛无辜于市乎？”滥刑无辜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危及政权的稳定。这就要求掌握司法权力的人必须是有德之人，做到“进退顺法，动作合度”，“目不淫于炫耀之色，耳不乱于阿谀之词”，如此才能秉公执法，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述，陆贾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认为“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人间的政治生活、法律生活及道德生活与自然秩序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主张“因天时而行罚”，要求根据自然法则来进行司法活动，从而为司法提供了自然的根据。另外，陆贾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维持社会秩序，但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居于主导地位，而是居于辅助德教的地位上；司法又是一柄双刃剑，用之得当则能发挥好的作用，用之失当则会发挥坏的作用。陆贾又认为，司法的最高价值是“仁义”，司法的基本目标是“天下和平”，而实现上述价值和目标需要推行“设刑者不厌轻”、“行罚者不患薄”的宽和司法，这种司法带有鲜明的人道精神。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区别

闫杰雄


近来，随着接触公司的合同机会越来越多，我越发感觉到合同基础知识的重要性，或许写出来是在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很乐意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拿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我们在签订合同后、履行过程中要分辨的重要点。合同成立了，但不一定生效；合同生效了，该合同一定成立。合同当事人所履行的合同是否生效是能否最大保护自己权益的重要依据。
一、合同的成立
合同成立的两个要素是要约和承诺。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做出的希望以一定条件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即指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要求告诉另一当事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要求，同意成交的意思表示，如果该意思表示有效，双方的合同即成立。《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承诺在什么时候生效呢？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在到达要约人时生效。但是，我觉得应该分两种情况：
承诺在要约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处，或者到达法律规定的地方都能生效。如在我们公司很多合同采用数据电子形式订立合同，当数据电文进入指定的系统，即使收件人并不一定立即收到，合同也算成立。
第二种情况是承诺在要约规定之外的时间到达要约人处，这时候的承诺一般而言不生效，也有很多学者把它理解为一种新的要约。但我觉得是一种待定效果：如果要约人仍然愿意接收这个承诺，那么合同则可以成立；但是如果要约人否认这个承诺，那么，这份承诺即变成新的要约，以前的要约人如果可以提出新的条件，同时他的地位转变为承诺人了。
【案例分析】如甲公司在11月10日给乙公司发一份传真：我司有一批毛衣，单价30元\件，若要购买，请于11月20日之前传真我司。11月15日，乙公司给甲公司发一传真：若单价降至25元\件，我司将购置500件。甲公司没有回应。后11我25日，乙公司又给甲公司发一份传真，表示愿意接受甲公司的传真内容。在这个案例中，如何看待乙方在11月25日的传真呢？因为该传真已经超过甲方要约中规定的日期，因此不算是承诺，可是说是新的要约，对于这份新的要约，甲方可以提出新的条件；但是如果此时甲方愿意以自己先前的条件来签订合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将这份传真认为是承诺。
所以，合同的成立，即是合同双方达成意思一致。而这种意思一致的主要表现方式为承诺和要约合意性。
二、合同的生效
在我们日常签订合同时，一般我们会在结尾添上一条：本合同（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时成立生效。从法律角度而言，双方签字盖章，表示对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但是这样的合同是不是生效呢？如果双方都自觉履行，直至合同履行完毕，没有发生法律纠纷，那么这份合同是完美的（但不能算有效）。但一旦发生纠纷，想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法律首先就要考虑合同是否生效。
《合同法》规定，生效的合同应具备以下条件：
1、当事人具有相应订立合同的能力，即合同主体据以独立订立合同并独立承担合同义务的主体资格。这就要求签订合同的法人必须具备法律或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能力，而公司的代理人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2、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时，必须处于自身真实的意思在合同上签字，没有重大误解，没有欺诈、胁迫等情况。
3、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要求合同签订的目的符合法律规定，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如签订买卖毒品的合同就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无效合同。
而《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以下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的成立后只有符合生效的要件且不违背无效的要求，才能是生效的，只有签订生效的合同，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这些，正是合同的当事人在平时签订合同中重要考虑的几个要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