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暂行规定

上一篇: 关于下发《直升机吊挂飞行暂行规定》的通知
下一篇: 关于《广东省全民所有制企业厂长（经理）离任经济责任审计评议办法》的修改决定

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周建


一、发展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出现了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分野。在人治国家中，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国王可以随意制定、修改法律，人民群众丝毫无人权可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法治国家逐渐成为人类的追求。这是由人治国家种种制度上的缺陷所决定的，其实在我国就有比较深刻的教训。1957年开始至1976年，阶级斗争盛行，党和国家从轻视法治发展到彻底抛弃法治，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十年浩劫，宪法名存实亡，公检法被砸烂了。大搞群众办案、群众专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建设的悲剧，更是法治建设的悲剧。痛定思痛，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法治建设，更在宪法中明确把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追求。法治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行政诉讼的建立和完善，这是由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1）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是实现宪政的基本条件。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各项法律的基础，它的原则规定需要通过建立各种具体法律制度而得以实施。行政诉讼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宪法为根据，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保证宪法原则规定的实施。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了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为切实保障公民这一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处理申诉、控告和检举事项的制度，行政诉讼正是公民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申诉和控告，由权威、公正的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予以处理而落实公民权利、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法制社会中往往以宪法的充分实现为其法制的最高价值，行政诉讼的建立健全是实施宪法的重要保障。
（2）保障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法治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人治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 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总是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因此强调对权利的保护意义更为重大。
（3）制约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能是法治社会对行政权力的要求。众所周知，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切公共权力都受法律的控制和约束。在理论上可以被称为“控权论”。这种理论认为，权力需要控制，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权力越大，越有滥用的危险，越需要控制。这种观念首先来源于孟德斯鸠，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来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在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控制，特别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不对行政权力依法控制，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会受到侵害。行政诉讼就是基于这种需要的产物。行政诉讼一方面通过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来监督行政机关，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另一方面，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作出撤销、维持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等判决，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司法监督。
（4）行政诉讼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的法治意识。长期来说，我国一直是人治国家，行政权力在我国肆无忌惮，不受任何限制，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淡薄，民主观念缺乏，诉讼在我国历来是一件可耻的事，根本没有“民告官”的意识。通过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人民群众在人民法院主持、指挥下，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有助于打破"官贵民贱"、"官治民"的旧观念，培植和增强全体社会成员民主、法治意识。
（5）行政诉讼保障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民主制度的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一方面通过行政相对人的自身维权行动来保障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犯，更通过法院的公正司法来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相对人获得公正。司法实践中，在大量的“民告官”案件中，行政相对人胜诉。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功能是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充分实现。因此，行政诉讼无疑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推进以实现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情形：如行政诉讼目的的双重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的保护；行政相对人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还较大程度的存在，行政机关对贯彻《行政诉讼法》有抵触情绪，规避诉讼、防碍法院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审判人员素质不高、不能适应行政审判的需要。这都需 要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从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一谈。
（1）确立行政诉讼的单一目标。关于行政诉讼的目的，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在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的唯一目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离开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就不会有行政诉讼；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包括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认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不是对立而是统一 的；第三种观点认为“为保护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 认为这一规定是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目的的集中概括。其实，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其目的只能是维护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是适应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由权威、公正的司法机关对不法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予以司法救济，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行政机关是行政执法的主体，行政机关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和服从行政管理，而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维护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特别在我国，行政观念极强、行政权力极大，极容易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完全没有必要保障行政机关行使权力。
（2）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全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受案范围集中体现在三个条文中，即第2条、第1l条和第12条。第2条以概括的方式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第11条，在第1款中以肯定列举的方式列出了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各种具体行政，并在其第2款中以概括的力式将难以列举全面。今后将逐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作为补充。第12条以否定列举的方式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作了排除规定。从法律条文来看，我国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设定问题上采用概括与列举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这一模式难免产生逻辑上的不周延问题，容易引起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在现实法律运用中容易引起理解上的不一致。从行政相对人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来看，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抽象行政行为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损害，但实际上很多抽象行政行为直接对私人的权利和义务加以限制，并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的中介；而且即使能够通过提起具体行政行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由于只能针对个案而不能否定整个抽象行政行为的效力，因此并不是一种经济的制度选择，因此有必要把抽象行政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法》所保障的权利紧密相连。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保护的权益范围一般包括相对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这种权益保护范围的限制并无多少正当性可言。在现代社会，诸如受教育权、政治权利、劳动权和文化权等对公民同样重要，离开这些权利，公民的生存与全面发展即面临巨大的威胁。目前很多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对人身权和财产权作扩大解释，并将其与民法上的含义分离，例如将知识产权和受教育权也包括在内，这显然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保障公民权利的根本精神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冶的发展方向；在未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情况下，从更有效保护相对入合法权益的目的出发，也可考虑将劳动权、文化权等未超越人身权和财产权文义范围的权利，通过扩大解释纳入行政诉讼所保护的权益范围之内。其他一些权利由于已经超越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文义范围，应当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对权利的保护范围。
（3）完善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具有提供适当的权利保护类型、统一处理和筛选适当的诉讼方式以及调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尚不发达，限制了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①主观诉讼是指以保护主观个人权益为目的的诉讼，原告的起诉资格取决于是否存在对其实体法上权益加以保护的必要。而客观诉讼是为了维持客观公法秩序而进行的诉讼。我国《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主观诉讼，对客观诉讼未予涉及，在其他的单行法中也罕见对此作出规定者。为了更充分地发挥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应当通过完善行政诉讼法和相关的单行法，建立客观型行政诉讼。具体来说，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等事关公共利益的事件，可以考虑允许公民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当社团成员的普遍利益受到侵害时，社团应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侵犯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时，应当由特定的国家利益代表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或强制行政机关履行职责。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形成诉讼(撤销与变更诉讼)和给付诉讼，对确认诉讼未予规定，但确认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并在最高法院新的司法解释中得到确认，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这三种诉讼类型均已具备。但我国行政诉讼法仍存在欠缺，主要体现在仅注意到各种诉讼判决内容的不同，而未能全面考量各种诉讼类型在适法要件、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等诉讼规则上的差异。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在程序规则的设计上主要着眼于撤销诉讼，对其他类型诉讼的程序规则的特殊性注意不够，例如无效确认诉讼，这一诉讼形式在国外没有诉讼期限的限制，但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并投有得到体现；又如给付诉讼的举证责任与撤销诉讼也存在重要的差别，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此未予重视。这些缺陷都需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的方式加以克服
（4）建立相对弱化的职权主义行政诉讼模式。从世界各国来看，行政诉讼模式主要有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两种。因为当事人主义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参与能力大体对等的前提下，但在我国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并且常以保密等各种理由拒绝公民、法人获得证据，公民、法人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以及对法律掌握的能力都无法与行政机关相抗衡。而且由于大多数行政诉讼的代理费用较少，阻力和压力大，不能吸引更多的律师(特别是优秀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因此，如果实行当事人主义，必将严重影响行政审判的实体公正，不利于对相对人权益的有力保护。应当以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为基础，同时注意明确职权主义的界限，井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加以弱化和限制。以职权主义为基础应当体现在下列方面：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不以原告所主张事实为限，而应当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要件出发对其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对于有助于查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应当依职权进行积极全面的调查；当事人的自认对于法院没有拘束力。行政诉讼采取职权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作为弱者的原告能够与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对抗。如果法院在行政审判活动中为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供事实和证据加以支持，则将造成相对人更大的困难并使其对提起行政诉讼视为畏途；这在我国行政案件偏少、相对人诉讼意识淡薄的情形下是应当加以克服的。为此，应当明确行政诉讼中职权探知主义的单方性；即法院调查的事实和证据只能用以证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不能用来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与典型的职权探知主义相比似乎对保护公共利益不利，但是行政机关的能力已经足够收集到其所作的证据，法院不协助被告举证，对实体真实的发现一般并无影响。



农业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


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履行中摩两国政府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的合作协定和植物检疫合作协定的通知
农业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农农发(200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牧）厅（委员会、局）、外经贸委（厅、局）、各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摩两国政府于2000年6月7日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的合作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合作协定》。上述协定分别于2001年1月22日和2000年12月23日起生效。
现将上述协定副本印发你们，请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按照协定的规定，对从摩尔多瓦输入我国和我国输往摩尔多瓦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它检疫物实施检疫。请农业、外贸部门的有关单位在与摩尔多瓦方面签订有关贸易合同时，按照上述协定提出的检疫要求，贯彻执行。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的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防止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传入、传出国境，保护各自国内农、牧、渔业生产安全，加强两国在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领域的合作，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愿意合作并采取措施，防止因动物、动物遗传材料、动物产品、动物饲料及其它检疫物和可能携带病原的货物、物品及运输工具、包装物、装载容器等入境、出境和过境将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从缔约一方领土传到缔约另一方领土。
第二条
缔约双方将分别由两国各自授权机关协商和签署有关动物、动物遗传材料、动物产品、动物饲料及其它检疫物和可能携带病原的货物、物品入境、出境、过境的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并确认和交换有关动物检疫和兽医卫生证书样本。
缔约双方签署的有关议定书将作为本协定的附件，成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条
从缔约一方领土向缔约另一方领土出口的动物、动物遗传材料、动物产品、动物饲料及其他检疫物和可能携带病原的货物、物品必须符合缔约双方签署的有关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并附有由出口一方官方兽医签发的动物检疫证书或兽医卫生证书正本。
第四条
为加强在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领域的行政管理、科学技术和信息方面的合作，缔约双方：
（一）及时互相通报在其境内发生国际动物流行病组织（ＯＩＥ）规定的Ａ类动物传染病名称、发病动物种类、数量、发病地点、诊断及采取控制疾病措施等详细情况；
（二）交换官方动物疫情报告，通报ＯＩＥ规定的Ｂ类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情况；
（三）相互通报为防止在邻国发生的ＯＩＥ规定的Ａ类动物传染病的传入而采取的防制措施；
（四）开展国家动物检疫或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管理经验；
（五）开展动物检疫技术及兽医学术交流；
（六）交换动物检疫及兽医法律、法规信息及有关兽医学杂志、出版物。
第五条
双方执行本协定的机构分别是：
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检疫的相关工作。
摩方：
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及加工工业部兽医司和国家兽医检疫局。
第六条
实施本协定所涉及的费用，按下述途径解决：
（一）两国动物检疫或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就实施本协定或交流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管理经验进行的互访，或缔约一方邀请缔约另一方的专家或科研人员参加研讨会及其它科学会议，原则上由派出一方负担国际旅费，接待方负担在其国内的食、宿、交通等费用。上述费用也可由双方协商解决。
（二）交换信息、杂志、出版物的费用由寄出国承担。
第七条
一、缔约双方在解释和实施本协定时出现的争议将由缔约双方负责本协定的执行机关直接协商解决。
二、如按本条第一款协商未达成谅解可由缔约双方成立的混合委员会讨论解决。混合委员会由缔约双方各三名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在接到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后三十天内召开会议，并轮流由双方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主持会议。
三、混合委员会仍难以解决的问题可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八条
本协定不影响缔约双方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动物检疫及动物卫生领域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本协定的修改须经双方同意，双方另行签定的议定书是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议定书的生效须符合本协定第十条的规定。
第十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法律程序，并通过外交途径相互书面通知第六十天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期满前至少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年六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摩尔多瓦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和执行产生争议，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 坚 扬·鲁苏

附件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认识到开展合作以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传播的重要性，根据促进并扩大植物检疫合作以及确保国家检疫措施相互协调的意愿，为了在缔约两国进行贸易、开展经济合作时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其国土并广泛传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下列术语的定义为：
（ａ）有害生物——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物型。
（ｂ）检疫性有害生物——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ｃ）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虽为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但其在用来种植的植物中的存在将对这些植物的使用产生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因此进口方给予限定的有害生物。
（ｄ）限定物——任何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需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包装材料、运输工具、集装箱、土壤或任何其它生物、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ｅ）检疫对象——其流传地区受到限制、可对植物或植物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害虫、未经试验的植物病原体或杂草。
（ｆ）食虫生物——以昆虫为食物的生物。
（ｇ）外激素——昆虫产生的一种活性化学物质，在虫群中起着化学嗅觉交流的作用。
（ｈ）生物制剂——由用于杀死害虫的休眠昆虫病原微生物构成的制剂。
第二条
本协定的执行机构分别是：
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检疫的相关工作。
摩方：
国家植物检疫局。
第三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遵守根据缔约双方现行法律而获准的、有关检疫物从一国进出口和过境到另一国的植物检疫规定。
第四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按照进口国的检疫法规，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防止有害生物通过出口或过境的限定物传入对方国土。
每批限定物在进口到或经过缔约任何一方的国土时，要有出口国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用英文和本国官方语言写成。
在获得限定物的过程中，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有权针对这些物品的植物卫生状况补充制定新的标准。如遇这种情况，可与缔约双方检疫专家合作，在出口国对出口检疫物实行初步管制。
对限定物进行检疫的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依照缔约双方国土上正在执行的费用标准承担。
第五条
缔约一方在出口限定物到另一方领土时，应使用以下包装材料，例如，不会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刨花、锯末、纸张、塑料材料和其他材料。禁止使用草秆、叶子和其他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料，运输工具、包装和铺垫材料要清洁或者经消毒处理。
不得将土壤出口或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六条
为了保证植物检疫领域里的有效合作，缔约双方承担下列义务：
（ａ）互相交换缔约双方国内确定植物检疫措施的规范性法律、条例和规定；
（ｂ）互相通告缔约双方国土上病虫害发生和传播的情况，但任何一方不得将获得信息转告第三方；
（ｃ）互相交流病虫害防治和植物检疫方面的信息和科研成果；
（ｄ）互相交换食虫生物、生物制剂、外激素和其他用于病虫害防治的材料；
（ｅ）派出专家以便在产地对检疫物实施有选择的监管、在边境有效地解决检疫问题，以及考察检疫领域的科研成果和经验；
（ｆ）就检疫的做法、防止疫区范围的扩大及消除疫情、消毒和其他措施，互相提供技术和咨询帮助；
（ｇ）根据缔约对方的请求，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派出检疫专家组以采取必要的行动。
第七条
缔约双方主管机构在进口国一方的边境查出受感染的限定物后，有权对限定物进行退回或除害处理，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承担。无法退回或除害时，缔约双方在物品所有者同意后有权销毁这些物品，而且每次均有义务向缔约另一方的主管机构通报。
第八条
必要时，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将轮流在两国联合举行会议，以解决与本协定有关的实际问题。
解释和执行本协定出现分歧时，经缔约双方同意，通过谈判和磋商解决。经缔约双方同意，可通过议定书对本协定进行修改，议定书为本协定的构成部分。议定书依照第十条的规定生效。
第九条
本协定不影响涉及缔约双方的国际协定中写明的缔约双方应承担的义务。
第十条
考虑到本协定生效需完成缔约双方各自国内程序，本协定自缔约双方中最后通知一方的书面照会经外交途径发出后三十日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未书面通知对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年六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摩尔多瓦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当对本协定的解释和执行产生争议时，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刘 坚 扬·鲁苏


2001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