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转变作风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工作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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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转变作风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工作制度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转变作风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工作制度的通知
安监总办〔2013〕111号
总局和煤矿安监局机关各司局、应急指挥中心：
《转变作风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工作制度》已经2013年10月24日总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13年10月30日
转变作风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工作制度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反“四风”、转作风，规范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工作，制定本制度。
一、总局和煤矿安监局机关各司局、应急指挥中心要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抽查，各业务司局至少每季度一次，各综合司局、应急指挥中心至少每半年一次。开展暗查抽查前，要制定严密细致的工作方案，报总局主要领导同志或分管领导同志审批同意。
二、暗查抽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携带执法证实施。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家和新闻媒体记者参加。
三、暗查抽查工作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进行，即：不发通知，不向地方政府打招呼，不听取一般性工作汇报，不用当地安全监管局、煤矿安监局人员陪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开展突击检查、随机抽查。
四、坚持“零容忍、严执法”，对检查发现的安全生产隐患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要按照“四个一律”要求依法严厉惩处。
五、暗查抽查人员进行检查时要规范言行，注意形象，按规定配戴防护装备，避免不安全行为，并做好检查的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记录。进入危险作业地点、环节检查时，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有关法律、制度、规定。
六、暗查抽查结束后，要及时向被检查单位反馈检查情况，提出整改要求，并通报被检查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跟踪督办。需要曝光的重大安全隐患和非法违法单位、个人，由政法司统筹把握，报请总局主要领导同志同意后实施。
七、暗查抽查人员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抽查工作方案，不泄露与暗查抽查工作有关的信息和被检查单位秘密，维护被检查单位正常的工作或生产经营秩序。
八、总局办公厅负责做好暗查抽查的综合协调和服务保障工作。
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筑
李凌云
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更牵涉到社会稳定，当前劳动关系的现状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关统计数据表明，对上海市劳动关系的评价为“和谐”的仅占9.2%，评价为“一般”的比例最大，占62.2%，评价为“比较紧张”和“矛盾激烈”的分别为20.2%和8.4%，后三种评价占到了90.8%，这显示出劳动关系总体协调状况不容乐观。同时从后两种评价(“比较紧张”和“矛盾激烈”)竞占总量的四分之一还多，达28.6%。这些情况说明本市现行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总体形势堪忧。 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并日趋完善的今天，使劳动关系的调整能够顺应并符合这一发展趋势。为此，笔者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和谐劳动关系的三个基本观点，以期抛砖引玉。
一、利益平衡、倾斜立法
这一观点是针对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提出的。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上述特征决定了劳动关系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但是其实质却是用人单位天然的强者地位和劳动者的弱者身份。因而劳动关系调整并不能将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简单地看作平等的主体，而是必须通过倾斜立法使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达到平衡。笔者认为，现行劳动关系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是无法摆正利益平衡与倾斜立法之间的关系。
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确立了“保护劳动者”的原则，为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定下了基调。各地在《劳动法》以及劳动部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纷纷推出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法规，例如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放宽医疗期的长度、限制劳动关系的解除条件等等。这些规定使法律的天平更加倾向于劳动者一方。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这些超过国家标准的部分逐步显现出其不合理，法律天平不再平衡了。因而在本世纪初，各地掀起了新一轮地方立法的浪潮来消除这种不平衡。而各地显然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思路。例如，北京市政府注重保护劳动者的人身关系，强化劳动关系的人身依附性，限制企业对劳动关系的随意解除；上海市尽力降低劳动关系的人身依附性，允许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企业解除合同时，上海市通过提高经济补偿金和医疗补助费的标准，注重从财产关系上补偿劳动者，以达到调整劳动关系的目的。 上述立法体现了对“利益平衡、倾斜立法”的两种不同理解。
笔者认为，利益平衡是原则，而倾斜立法是手段，而不应该本末倒置。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而倾斜立法是必须采用的手段，但倾斜立法应当适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应当具有鲜明的平等性和灵活性，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不应体现为努力给劳动者提供一个“铁饭碗”。过分的倾斜只能使劳动关系僵化，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减弱，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下降；过分倾斜保护只能造成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失衡，反而是劳动关系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是许多高于国家标准的规定难以落实的原因。相比之下，上海的劳动合同立法无疑更能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劳动关系的特征。
二、平等保护、消除歧视
这一观点是针对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一方的差别待遇而提出的。根据我国《宪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的劳动者都应当平等的适用劳动法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劳动者不能得到平等保护，受到各种歧视待遇。笔者依据歧视产生的原因和出现的范围，将目前中国存在的就业歧视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制度性歧视，一类是非制度性歧视。
制度性歧视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劳动关系调整方法和劳动立法多是基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劳动关系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也就是所谓的体制内的职工；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大量的体制外职工出现了，如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以及大量涌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企业为了降低这部分员工的用工成本，对其实行差别待遇。后来各地还制定了许多针对这些体制外职工的规定，从而固化了这种制度性歧视。笔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低工资、高福利”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需要，应当将那些“比例过高、难以实现”的劳动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形成一个企业可以普遍接受的、统一的标准，这样企业就没有必要再区分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职工，对劳动者一视同仁了。
相对制度性歧视而言，非制度性歧视的范围更广，不仅出现在体制外职工中，也存在于原来的体制内职工中，其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年龄歧视、身高歧视、血型歧视、姓氏歧视、容貌歧视、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解除教养人员的歧视、性别歧视、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等等，举不胜举。 这些歧视现象的产生与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密不可分，笔者认为亟待解决的是我国反歧视立法的缺失。我国《宪法》和《劳动法》中针对就业歧视的条款过于原则，并且缺少司法救济的途径，使得我国现有的反歧视规定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就业歧视是中国的构筑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障碍之一，对于非制度性歧视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立法部门应当加紧制定反就业歧视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详细规定就业歧视的界定、种类、法律责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成立类似美国就业平等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专门负责公平就业方面的管理，并且可以代表受歧视的劳动者提出公益诉讼。
三、三方协商、多方协调
这一观点是针对劳动关系的核心主体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劳动关系的核心主体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而其他主体则涉及集体劳动关系、劳动行政关系、劳动争议处理关系中的众多主体，如工会、劳动监察、仲裁、法院等。
目前劳动关系调节的重要方式是三方协商机制。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一九七六年(国际劳工标准)三方协商公约》肯定了雇主和工人建立自由、独立组织的权利，并要求采取措施，促进国家一级的政府当局与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之间的有效协商，要求“建立三方机制促进履行国际劳工标准”。以三方协商机制的形式解决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利于兼顾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三方协商作为一个原则，已经被绝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接受并具体实施。我国2001年修改后的《工会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要求建立劳动关系的三方协商机制。
从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的劳动关系呈现出多层次性、复杂性，涉及多方主体，牵扯多方利益。大量传统体制外的劳动者（包括下岗、协保、外来民工等）始终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如大量通过劳务输出方式到外地打工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地依赖劳务公司在劳动关系中的协调作用；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由于没有正式的用人单位也无法纳入传统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之中。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仅仅依靠三方协商机制无法解决新形势下全部劳动关系问题，因此构建多层次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就显得极为必要。尤其是我国的国情和体制与发达国家不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协调机制”不应限于“三方”，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
多方协调机制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三方，更应该包括企业、监察、仲裁、法院等与劳动关系协调相关的各个部门。多方协调机制与三方协商机制不仅仅体现在主体的范围上，更体现在“协调”与“协商”的区别上。两者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作用的原理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三方协商机制可以体现为政府、企业、雇主组织共同组成的联席会议，相互沟通、达成一致，其中政府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而劳动关系多方协调机制更多地体现为与劳动关系调节有关的各方主体各司其职、恪尽职守、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在劳动关系协调的各个阶段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劳动关系的多方协调机制可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前者是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道防线”，此时劳动争议还处于“隐形状态”，很多劳动争议应在这一阶段被消化掉，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协调以及工会和雇主组织的协调；后者是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二道防线”，也是劳动争议经第一道防线过滤后浮出水面的解决机制，包括劳动监察、仲裁、法院等各个部门。只有内外并举，充分发挥各方主体的职能，才能使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原载〈工会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凌云，博士，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理事，华东政法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社会法。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
委机关各单位，各直属挂靠单位：
根据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9号），结合人口计生委工作实际，现就进一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 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9号）、人口计生委党组《关于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具体意见》（国人口党组〔2005〕28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切实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职工利益的突出问题，加强委机关各单位和直属挂靠单位涉及经营、采购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树立良好的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工作目标：通过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发现、纠正和遏制委机关各单位和直属挂靠单位存在的商业贿赂行为，查处涉及商业贿赂的案件，规范经营和采购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二、治理重点
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及维修改造、国有资产出租、信息化建设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
三、实施方法和步骤
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以自查自纠为主，辅以集中检查的办法进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宣传发动阶段（从现在开始到4月上旬）：主要任务是学习有关的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提高对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成立专项治理工作机构，并出台具体的实施意见。
第二阶段为组织实施阶段（从4月份开始到6月底）：主要任务是开展自查自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使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收到实效，取信于民。突出抓好五个环节：
一是全面进行调查摸底，弄清本部门中的一些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搞不正当交易的手段和表现形式，掌握所涉及的岗位、环节、人员、资金等基本情况。
二是要认真查找突出问题，对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不正当交易问题，一一进行查找，尤其要查找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的问题。
三是要对查找出的问题分别作出处理，根据事实、情节、后果以及认识态度等，依法依纪、实事求是地作出处理。
四是要切实抓好整改，针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查找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漏洞，研究提出解决办法，切实加以整改。
五是要强化督察工作，对自查自纠情况加强督促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防止搞形式主义，防止走过场。
第三阶段为总结巩固阶段（从8月份开始到9月底结束）：主要任务是总结专项治理工作中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
四、加强组织领导
（一）人口计生委成立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加强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组织协调、联络沟通和督促检查。同时，设立举报电话：62073811。
（二）各单位一把手是专项治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对专项治理工作负总责，对工作不力、重视程度不够、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责任。
（三）各单位根据自身工作实际，确定治理的重点环节，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做到人员到位、机构到位、措施到位。工作进展情况、自查自纠情况、重要情况和案件线索要及时报告。要在本部门公开自查自纠结果。
（四）严格把握政策，既要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政策界限，又要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既要治理商业贿赂，又要保持正常生产经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发展大局。
（五）各单位要将开展专项治理的情况于9月底报委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人口计生委办公厅
二 ○ ○ 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