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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和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6 08:54:54  浏览:896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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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和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

中国 俄罗斯


胡锦涛和普京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全文)


  2007年3月2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中俄联合声明

  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2007年3月26日至28日对俄罗斯联邦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正式会谈,并出席了“中国年”开幕式和中国国家展开幕式。

  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分别会见了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弗拉德科夫和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俄罗斯联邦的访问是发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的重大步骤。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俄互信,使其达到新的高度。这符合当前两国务实合作和在国际舞台上相互协作的高水平。

  两国元首满意地指出,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年来,双边各领域合作发展顺利,给两国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继续全面加强中俄合作符合两国最高国家利益,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愿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加强战略协作,提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水平。

  为此,两国元首声明:



  (一)双方将立足长远,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地增进互信,加强政治领域合作;坚持互利互惠,加强经济领域合作,深化科技和人文合作;密切协调与配合,加强安全领域合作。

  (二)根据2001年7月16日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精神,双方将加强在涉及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俄方重申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三)双方将继续加强议会交往,充分发挥议会合作机制的作用,开展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为完善双边合作的法律基础作出不懈努力。

  (四)根据2004年10月14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俄双方勘界工作进展顺利。双方重申,2007年底前全部完成剩余两地段的实地勘界工作。双方认为,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本着持久和平、互谅互利的精神加强双边关系和发展边境地区合作。

  (五)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进一步加强了两国政治互信,深化了双方在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俄已经启动的“中国年”活动也达到同样的高水平,为加强中俄关系和两国人民各方面交往发挥重要作用。

  (六)双边经贸合作继续蓬勃发展。双边贸易额显著增加,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规模扩大,地方交往更加活跃。两国企业界大公司和中小企业间的交往更加密切。这为双边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创造了有利条件。双方将进一步完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充分利用这一机制,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实际成果。

  同时,鉴于在一系列重要领域,特别是机电产品贸易和高科技领域生产合作方面尚有巨大潜力,双方需继续采取协调一致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七)中俄两国均致力于加强投资合作,这是双边合作的优先方向之一。2006年11月9日签署的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政府间协定为两国公司和企业积极开展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双方将共同努力,为两国企业落实投资合作项目创造有利条件,并继续发挥中俄投资促进会议机制作用,提高两国企业相互投资的水平和质量。

  (八)中俄地方和边境地区合作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两国毗邻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两国应积极努力,在中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俄罗斯实施远东、东西伯利亚地区发展战略过程中加强协调,并着手制定这方面的合作计划。

  (九)逐步落实能源领域的大型双边合作项目,将有力推动中俄经济增长和加强两国经济安全。双方对两国公司在油气和电力等领域开展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将共同努力,支持两国公司继续推进双方有关油气、电力合作项目,巩固和发展中俄在能源领域全面、长期的战略协作关系。

  (十)双方愿进一步采取措施,发展行业生产合作,包括能源、农业、医疗、机械制造、航空和汽车制造,联合推广科技成果,首先是能源和资源节约技术成果,吸引中国公司承包俄建筑和农业生产项目,扩大对两国企业的宣传推介工作。

  (十一)双边环保合作取得显著进展。双方满意地指出,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环境保护合作分委会及相关工作组已经成立,跨界河流水体水质联合监测工作组顺利启动。双方合作的优先领域是跨界水体的污染防治、跨界水体水质监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十二)中俄在移民领域的合作稳步发展。两国移民问题联合工作组工作顺利。双方将继续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开展合作,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两国人员往来。

  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为两国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经济实体在本国境内从事正常的贸易、投资和经营活动提供便利,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对方公民在本国境内的人身、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

  (十三)继续加强人文领域合作对深化政治互信、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大力加强并充实两国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大众传媒和档案方面的交流,广泛吸收两国社会各界参与。



  (一)中俄对国际政治的重大原则问题立场一致,在主要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同或相近,这使两国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合作,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中俄在外交事务中将继续协调和深化战略协作,为两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加以解决。两国将继续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广泛、牢固地确立协商一致的原则和协作机制。

  双方决心同各国加强合作,维护各层次、各领域的稳定和安全,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国际法的优先地位,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应保持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应鼓励旨在促进各种文明对话的倡议和行动。

  (二)中俄在联合国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持相同或相近立场。双方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成功合作,是充分实现中俄两国的利益,即大力加强联合国作用和巩固安理会在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中心地位的保证。

  双方认为,联合国改革应以成员国最广泛协商一致为基础。双方在这一世界性组织改革方面加强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主张也完全适用于正在讨论中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中俄认为,试图强行扩大安理会只会适得其反,扩大应以最广泛协商一致为基础。

  (三)中俄认为,各国在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方面的合作应成为国际安全体系的基石。

  为此,双方强调必须进一步完善国际反恐合作的条约法律基础。这一合作应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决议,应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反恐公约。双方希望《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早日生效,联合国能早日就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达成一致。

  只有最广泛地开展地区合作,才能有效遏制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中俄愿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地区组织及其反恐机构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

  (四)中俄确认,愿进一步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强调所有国家必须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1540号决议。双方将加强出口管制,认为这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重要手段。

  (五)双方坚持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主张,强调谈判缔结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国际法律条约的重要性,以及为此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重建讨论该条约草案特别委员会的必要性。

  (六)双方注意到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系统以及手段的迅猛发展和广泛使用带来的广阔前景,同时认为,全球信息化进程虽有许多优点,但也带来现实威胁,即信息产业成果可能用于不符合保障军民领域国际安全与稳定的目的,双方对此表示担忧。

  中俄愿开展对话并共同作出积极努力,加强本国和国际信息安全,特别是打击刑事犯罪和恐怖活动。中俄两国元首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国际信息安全专家组的工作,该专家组负责制定维护国际信息安全行动纲要并确定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全面解决国际信息安全问题的途径和措施。

  (七)双方认为,应在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并照顾相关各方合法利益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与危机。

  (八)中俄强调,伊朗核问题只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中俄重申恪守核不扩散体系,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解决伊朗核问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俄呼吁伊朗采取必要的建设性步骤,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相关决议,并认为伊朗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并在遵守其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前提下,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俄将尽一切努力推动尽早启动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长期、全面和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九)中俄重申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地位的立场不变,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对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双方对六方会谈中出现的积极势头表示欢迎,支持第五轮六方会谈通过的解决朝核问题的起步行动。

  双方重申愿履行北京六方会谈框架内各自承担的义务,表示将继续作出不懈努力,在考虑有关各方合法利益和关切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全面彻底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十)中俄支持加强国际协作,帮助伊拉克尽快实现局势正常化,维护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双方希望伊拉克各派加强团结,建立旨在实现民族和解与和睦的广泛对话。

  (十一)公正、全面和可靠地解决阿以冲突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战略目标,这一目标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马德里原则和“路线图”等公认的国际文件基础上通过谈判才能实现。

  双方主张大力促进国际社会特别是中东问题“四方”为实现中东局势正常化和恢复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谈进程所作的努力。双方认为,召开有关各方广泛参与和充分准备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是落实上述努力的有效形式。

  (十二)中俄主张继续推动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支持阿富汗政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战后重建和开展睦邻友好所作的积极努力,把阿富汗尽快建成和平、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国家。

  中俄对来自阿富汗境内的毒品威胁表示关切。为打击毒品犯罪,双方将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毒机制,加强组织内的反毒合作。双方认为,在阿富汗周边建立“反毒安全带”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十三)两国本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精神,重申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加强紧密协作的坚定决心。双方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安全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洲合作对话会议等亚太地区多边组织框架内相互支持。

  (十四)双方指出,中亚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应得到充分尊重,中亚国家有权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认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和促进中亚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亚国家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有利于中亚地区局势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表示将与中亚国家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政治、经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大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集安条约组织扩大交往,认为这有利于上述组织更有效地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十五)发展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合作是中俄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正在成为有影响的力量。双方将继续就上海合作组织相关问题进行各个级别的协调与磋商。在当前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新阶段,就迫切的国际问题进行紧密政治对话意义重大。同时双方认为,成员国还应集中力量开展经济、社会、人文领域务实合作,以造福该组织各国人民。双方将采取协调步骤,发展和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贸合作,联合实施经济合作项目,鼓励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人员交往。

  2007年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例行峰会将根据组织的基础文件精神确定新任务。

  中俄希望继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能力。双方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在推动本组织框架内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及消除新挑战和新威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充分发挥其巨大潜力。

  (十六)双方支持扩大中俄印三方合作。2006年7月在圣彼得堡“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期间举行的中俄印首次首脑会晤为加强三国各领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有利于拓展三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在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协调,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十七)中俄认为,2006年9月第6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部长级会晤有助于加强重在讨论全球经济问题的四方接触,推动全球化向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俄罗斯联邦总统

                          胡锦涛   弗·弗·普京

                         二00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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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
为了提高我行贷款资产质量,控制和减少贷款风险,探索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管理方式,根据《商业银行法》、《担保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和《贷款通则》等有关法规,总行制定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经过试点和广泛征求意见,已经总行1995年第8次行务会议正式通过。现印发各行执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学习。实行贷款风险管理是我行向具有国际经营管理水平的商业银行转轨的战略重点,同时又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系统工程,紧迫性和复杂性兼具,各行要组织所属认真学习《办法》,搞好培训,切实领会《办法》的精神实质,在处理复杂多变的贷款风险问题时,应以是否有利于维护我行的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真正做好这项工作。
二、加强领导。各分行要由行领导牵头负责,明确部门分工,相互配合开展工作;要全行动员,将贷款风险管理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和岗位。
三、抓紧实施。本办法从1996年1月1日起执行,各行要在清贷工作的基础上尽快完成对1995年12月31日以前存量贷款的风险界定,并按照“先易后难、区别对待”的原则,在1996年6月底前先对1996年1月1日以后的贷款增量实施风险管理,1996年7月开始对贷款增量、存量同时推行贷款风险管理。各行还要按照学习动员、基础准备、全面实施的时间顺序尽快制定出贷款风险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和细则,并将方案和实施细则于1995年底以前报送总行。
四、各行在《办法》执行中如有新问题、新情况,请及时向总行反映。

附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办法

(1995年9月22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第8次行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风险监测、风险转化、风险责任约束机制,提高贷款资产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贷款通则》(试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贷款风险管理是指建设银行对不能按借款合同约定收回贷款本息的可能性等贷款风险度的全过程管理,是建设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组成部分,包括贷款风险的识别、界定、监测、控制、转移、分散与补偿,以及贷款风险管理的考核、奖罚、组织与实施等内容。
第三条 贷款风险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考核、责任约束、自我控制”的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建设银行利用信贷资金发放的各类人民币贷款,外汇贷款风险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章 贷款风险的识别
第五条 贷款对象、贷款方式、贷款期限和贷款形态对贷款安全的影响程度称为贷款风险权数(见附一)。贷款风险的识别是指对贷款风险权数的认定过程。
第六条 贷款对象风险权数(简称对象权数),按企业信用等级和项目风险等级(见附二)来认定,划分为AAA、AA、A、BBB及BBB以下(含未评级企业)五个等级。
第七条 贷款方式风险权数(简称方式权数),贷款审批时,按拟选贷款方式认定;贷款发放后,按实际贷款方式认定,划分为信用贷款、抵押贷款、质押贷款、保证贷款、票据贴现五种方式。
第八条 贷款期限风险权数(简称期限权数),贷款审批时,按拟定贷款期限认定;贷款发放后,未到期时按借款合同约定期限认定,到期后按实际占用贷款时间认定,划分为三个月以内(含三个月,下同)、三个月以上半年以内、半年以上一年以内、一年以上三年以内、三年以上五年以内、五年以上六个档次。
第九条 贷款形态风险权数(简称形态权数),贷款审批时,按正常贷款认定;贷款发放后按实际占用形态认定,划分为正常贷款和不良贷款两种形态。

第三章 贷款风险的界定
第十条 贷款风险用贷款风险度的大小来表示,数值大的风险高,数值小的风险低。贷款风险度值最低为0,最高为1,大于1时以1计。贷款风险度按单笔贷款风险和综合贷款风险分别测定。单笔贷款风险度超过0.7的为高风险贷款,综合贷款风险度超过0.7的区域为高风险投放区(包括企业、行业和地区),高风险投放地区所在分支机构为高风险贷款行。
第十一条 单笔贷款风险度的测定。单笔贷款风险度为该笔贷款风险权数的连乘积。即
单笔贷款风险度=对象权数×方式权数×期限权数×形态权数
(待核销呆帐贷款风险度取值为1)
单笔贷款风险额=某笔贷款额×单笔贷款风险度
第十二条 综合贷款风险度的测定。综合贷款风险度为贷款风险总额与贷款总余额的比。即
综合贷款风险度=∑单笔贷款风险额÷∑单笔贷款余额
第十三条 贷款风险度的确认。单笔贷款风险度由经办行确认,综合贷款风险度由下级行报上级行确认;高风险贷款和高风险贷款企业由经办行确认,高风险贷款行业和高风险贷款地区由各分行报总行确认。

第四章 贷款风险的监测与控制
第十四条 单笔贷款风险的监测与控制。
(一)贷款风险度指标是贷款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在贷款审批时,必须测定贷款风险度。
(二)单笔贷款风险度和综合贷款风险度每个月监测一次,对于风险度超过0.6的贷款要加强监测密度,并及时调整我行相关信贷政策。
(三)各行不得批准发放高风险度贷款,特殊情况需要发放的,须逐级上报由总行审批。
(四)各省级分行确定所辖行的贷款审批权限要考虑贷款风险度的高低和贷款风险额的大小;要适当上收风险度高、风险额大贷款的审批权限,具体限额由各省级分行自行决定。
(五)各省级分行对同一借款客户的拟新放贷款与原贷款余额之和超过本行营运资本总额15%的视同高风险贷款,须报总行审批。
(六)各行对AA级以下(不含AA级)企业或项目,新发放的贷款不得采取信用贷款方式;新发放贷款总额中信用贷款比例不得超过20%。
(七)各行要加强对贷款全过程的风险控制。贷款风险管理人员要对借款人资金使用情况和经营状况定期考核分析,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八)各行在办理贷款时应与借款人在合同中约定有关保护性条款,明确若借款人或其经营体制等变化影响我行贷款安全的均需我行书面同意。
第十五条 综合贷款风险的监测与控制。各分行每年2月1日前将上年综合贷款风险度指标及相关指标执行结果和当年综合贷款风险度控制指标及相关指标的建议上报总行,总行每年一季度核定各分行当年综合贷款风险度控制指标及相关指标控制计划。
第十六条 建立贷款高风险投放区的控制机制
(一)对高风险投放区,要在我行系统内定期通报,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
(二)对高风险贷款行,要适当上收其贷款审批权限,减少贷款投放,对由于管理不善造成贷款风险的,要限期整顿。
(三)对高风险贷款企业要实行严格的专门管理,并规定检查间隔期。要有专人上门催收到期和非正常占用贷款,落实抵押、质押和保证,停止发放新的贷款,并向上级行定期报送情况。
(四)对处于高风险状态的不良贷款,要逐笔落实清收措施,制订阶段性的压缩目标。

第五章 贷款风险的转移、分散与补偿
第十七条 各行对于已经发生的各种贷款风险要积极采取转移、分散与补偿等具体措施,及时处理、消化风险,落实风险责任。
第十八条 各行可结合本行实际情况试行企业联合担保,有条件的行可自行或要求借款人办理贷款保险,或酌情追加贷款担保等方式转移贷款风险。
第十九条 对于巨额贷款,各行可采取组织银团贷款等方式分散贷款风险。
第二十条 各行要按照《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规定,及时足额提取贷款呆帐准备金和坏帐准备金,并按规定程序报批核销呆帐贷款,补偿贷款风险损失。
第二十一条 健全抵押、质押物品的管理制度,对因行使抵押权、质权取得的各种抵押品、质押品,要在取得之日起一年内予以处分,及时补偿贷款损失。

第六章 贷款风险管理的考核与奖惩
第二十二条 各级行应按以下要求对所属分支机构的贷款风险管理定期进行检查和考核。
(一)各级行要严格按照核定的贷款风险度、逾期贷款率、呆滞贷款率、呆帐贷款率、贷款担保率和贷款利息实收率等贷款质量监管指标对下属行进行定期考核。
(二)凡单笔50万元以上的待核销呆帐贷款,列为重要风险情况,要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向总行书面报告;500万元以上的待核销呆帐贷款列为特别风险情况,除按上述要求上报外,还应向总行上报单行材料。
(三)稽审部门根据有关规定,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对下属行的贷款风险管理进行稽审,具体办法另行下达。
(四)各行要按时如实填报总行规定的贷款风险管理报表。
(五)贷款风险管理的考核时间与现行会计年度一致。
第二十三条 贷款风险管理工作和贷款质量状况是总行考核分行行长业绩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行员评先进的主要依据之一,对全面执行本办法,完成总行核定的贷款风险度及相关控制指标的行,给予有关经办人员和负责人适当的精神和物质奖励。
第二十四条 对综合贷款风险度超过总行规定控制指标的分支机构,视情况依次按以下各款处理:
(一)通报批评。
(二)降低存贷款比例。
(三)上收贷款审批权限。
(四)限期完成风险消化任务。限期内不能把风险降至总行控制指标以内的,有关部门责任人应予离岗,三年内风险状况未能改善的,分支机构负责人调离岗位。
以上各款可以并处。
第二十五条 对于弄虚作假缩小风险度,虚报统计或会计数字等行为,作为隐瞒贷款风险情况处理。凡隐瞒贷款风险情况的,追究当事人及有关领导的责任。

第七章 组织与实施
第二十六条 各行应建立健全贷款风险管理责任约束机制,由贷款风险归口管理部门牵头对贷款实行全面风险管理,努力完成上级行核定的贷款风险度控制指标及相关指标,把管理的责任落实到各个管理环节和操作岗位。
(一)贷款风险归口管理部门职责:全面负责贷款风险管理工作的组织实施和考核。
(二)投资调查部门职责:负责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前风险等级评定。
(三)信贷部门职责:负责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和贷款全过程中的风险识别、界定、监测和控制。
(四)贷款评审委员会职责:在对调查部门和信贷部门提交的贷款风险度测定结果进行确认的基础上进行贷款决策。
(五)财会部门职责:按照财务管理制度规定办理呆帐准备金和坏帐准备金的提取和呆帐贷款核销手续。
(六)计划部门职责:根据贷款风险管理的要求,相应调整与贷款风险管理有关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指标。
(七)稽审部门职责:负责对贷款风险管理的审计监督。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可按照本办法,结合本地、本行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总行备案。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制定、修改、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1996年1月1日起实行。

附件一:贷款风险权数
一、贷款对象风险权数
企业信用等级或项目风险等级 对象权数(%)
AAA级 30
AA级 50
A级 70
BBB级 90
BBB级以下及未评级企业或项目 100

对基本建设新建项目按附二评定项目风险等级后,直接确定对象权数;对基本建设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采取计算加权风险权重的办法确定对象权数,即:
企业信用 企业资 新项目风险 新项目总
× + ×
改扩建、技改 等级权数 产总额 等级权数 投资额
=--------------------------------------
项目对象权数 企业资产总额+新项目总投资额
二、贷款方式风险权数
对一般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方式 方式权数(%)
(一)信用贷款 100
(二)抵押贷款
1.居住楼抵押(含楼宇按揭) 50
本条所称居住楼抵押需同时符合以下五个条件,否则,风险权数为100
(1)贷款必须以个人名义
(2)抵押贷款的数额不能超过买入价或市场估价的70%,两者以较低者为准
(3)居住楼产权属于借款人
(4)必须是第一担保,即抵押贷款的债权人必须是第一债权人
(5)居住楼已办理保险
2.其他抵押
(1)城市地带土地使用权或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抵押 50
(2)非城市地带土地使用权或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抵押 70
(3)交通运输工具抵押 70
(4)机械设备抵押 80
(三)质押贷款
1.现金
(1)本行人民币存单 0
(2)其他银行经证实的人民币存单 10
(3)外汇现汇(国家外管局规定可兑换的币种) 20
(4)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证实的人民币存单 50
2.有价证券
(1)国债 0
(2)金融债券 10
(3)股票、股权 50
(4)银行担保企业债券 50
(5)非银行金融机构担保企业债券 70
(6)无担保的企业债券 90
3.动产质押按抵押权数乘以90%计算
(四)保证贷款
1.国有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担保 10
2.其他银行担保 20
3.非银行金融机构担保
(1)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担保 20
(2)省级非银行金融机构担保 50
(3)地(市)级非银行金融机构担保 70
(4)地(市)级以下非银行金融机构担保 80
4.AAA级企业担保 50
5.AA级企业担保 70
6.AA级以下企业担保 90
贷款的保证企业(4--6),其信用等级亦应评定
以上所指保证均为连带责任保证,若为一般保证,应在以上权数基础上再加5
(一)至(四)项如参加了贷款保险,则该系数再乘50%
(五)票据贴现
1.全国性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承兑汇票 10
2.区域性银行(含外资银行)承兑汇票 20
3.本行基本结算户AAA级企业商业承兑票据 50
4.其他企业商业承兑票据 70
三、贷款期限风险权数
贷款期限 期限权数(%)
1.期限在三个月以内(含三个月) 100
2.期限在三个月以上半年以内(含半年) 105
3.期限在半年以上一年以内(含一年) 110
4.期限在一年以上三年以内(含三年) 130
5.期限在三年以上五年以内(含五年) 135
6.期限在五年以上
四、贷款形态风险权数
贷款形态 形态权数(%)
1.正常贷款 100
2.不良贷款
(1)一般逾期贷款 150
(2)呆滞贷款(催收贷款) 200

附件二:企业信用等级、项目风险等级评定
一、企业信用等级评定
按照总行颁布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评定企业信用等级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评定企业信用等级(个人信用等级评定由各分行自行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AA级),经信贷部门确认后有效。
二、项目风险等级评定
项目风险等级标准如下:
参数分值 项目风险等级
90--100 AAA
80--89 AA
70--79 A
60--69 BBB
项目投产验收以后改按企业信用等级计算贷款对象风险权数。

附二:关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办法》的说明
一、关于贷款风险管理原则
(一)统一管理。总行统一规定的考核范围、考核指标、考核时限等要求原则上都不能放宽。特殊情况要求放宽条件的,应报总行批准。
(二)分级考核。各行应根据总行核定的风险度指标逐级分解,按独立核算的行(处)进行考核。按现有管理层次,总行考核省级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一级,各一级分行考核中心支行等二级分行,二级分行考核县支行。
(三)责任约束。本办法提出要求各行建立岗位、责任、程序制约的内部制约机制的目的,是要求各级行将贷款资产质量管理的职责、权利落实到每个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切实避免形式上人人有责,实际上无人负责的现象。
(四)自我控制。各级行要严格按照上级行核定的综合贷款风险度等贷款资产质量控制指标及时采取措施自行控制和消化贷款风险,限期内完不成控制指标,上级行将按本办法规定进行处罚。
贷款风险管理作为贷款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行各项贷款管理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这四项原则与我行现行信贷管理原则是一致的;贷款风险管理的核心是经营意识,也就是要通过统一管理、分级考核和责任约束,达到自我控制风险,提高贷款资产经营管理水平的目的。
二、贷款风险管理的侧重点
贷款对象本身是影响银行能否按合同约定收回贷款本息,使贷款产生风险损失的可能性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进行贷款风险识别的时候要做好企业信用等级和项目风险等级评定等基础工作。一般来讲,借款户信用等级高、选取了合适的担保方式、贷款期限较短、贷款为正常占用形态,则贷款归还的可能性大,贷款风险度低,反之,则贷款风险度高。另外,根据《巴塞尔协议》、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和《贷款通则》对贷款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三性协调管理的要求,本办法在贷款风险权数的设置上还突出了贷款期限、贷款形态权数所占比重,在贷款对象的信用、风险等级评价上考虑了银行效益的因素。所以,贷款风险管理的侧重点还包括经常分析贷款风险成因,及时调整贷款风险结构,把贷款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三、关于贷款对象风险权数(企业信用等级和项目风险等级)
(一)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是商业银行中介业务的一种,是对外公开的;但同时,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又是银行内部管理中贷款风险管理的组成部分,所以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结果要经贷款风险管理部门认定后作为测定贷款风险度的对象权数。在这两个等级评定中已包括了对贷款对象的综合评价、贷款对承贷银行吸收存款和社会影响等银行自身效益因素。
(二)考虑到我国固定资产项目尚未全面实行业主负责制,作为贷款对象而言,贷款项目情况有别于贷款企业,仅用企业信用等级来确定固定资产项目的贷款对象风险权数是不科学的,所以对固定资产项目先按分值确定风险等级,按风险等级确定对象权数,然后按贷款风险界定公式测定固定资产项目贷款风险度。贷款项目风险等级不是项目评估的替代品和贷款决策的绝对依据,而是将项目评估主要参数的评价标准进行数量化和系统化的排列,以利于固定资产项目贷款对象风险权数的计算,测算出贷款风险度,并参照项目评估结论和信贷部门掌握的“活”情况综合判断,以利于进行科学的贷款决策。所以,固定资产项目贷前风险等级评定由调查评估部门完成,经信贷部门认定,作为项目审查的依据之一,并连同项目评估报告,作为行内贷款决策会签文件的附件。
(三)采取加权风险权重的方法计算改扩建、技改项目的贷款对象风险权数,主要是考虑以下一些原因:
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新项目的利润往往不能避免用于弥补企业亏损和企业其他用途,这与国外商业银行对企业信用放款和项目放款的偿还分别以企业信用和项目效益为基础的作法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改扩建、技改项目的对象权数必须同时考虑承贷企业信用等级和新项目风险等级。计算公式里的企业资产总额即承贷企业全部负债及其所有者权益合计。
四、关于贷款方式风险权数
本办法中贷款方式风险权数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规定的基础上设置的,各行在执行时还可进一步具体化。贷款方式分为信用贷款、担保(抵押、质押、保证)贷款和票据贴现,其中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的区别在于抵押贷款不转移对押物的占有,而质押贷款则转移对押物的占有;保证贷款方式分为连带责任保证和一般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各行在执行中也可根据企业信用等级和项目风险等级的变化确定和调整贷款方式。
固定资产项目风险等级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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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标 | 分值 | 参照值 | 考 评 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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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 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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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产业政策 | 6 | | 国家产业政策 |
|----------------------------|--------|----------|------------------------------------------------------|
|2.管理人员素质 | 11 | | 项目核心管理层素质 |
|----------------------------|--------|----------|------------------------------------------------------|
|二、市场前景 | 21 | | |
|----------------------------|--------|----------|------------------------------------------------------|
| | | | 国内市场容量情况(需求--生产能力)/生产能力* |
|3.市场现状 | 6 | 60%| |
| | | | 100% |
|----------------------------|--------|----------|------------------------------------------------------|
| | | | 国内市场供求状况(需求量--供给量)/供给量* |
|4.市场预测 | 5 | 50%| |
| | | | 100% |
|----------------------------|--------|----------|------------------------------------------------------|
|5.产品质量性能 | 5 | | 与国内外现有水平比较 |
|----------------------------|--------|----------|------------------------------------------------------|
| | | | (国内外同类产品价格--项目产品价格)/国内外同类 |
|6.产品价格优势 | 5 | 10%| |
| | | | 产品价格 |
|----------------------------|--------|----------|------------------------------------------------------|
|三、项目规模技术水平 | | | |
|----------------------------|--------|----------|------------------------------------------------------|
|7.生产条件 | 4 | | |
|----------------------------|--------|----------|------------------------------------------------------|
| | | | |
|(1)加工行业 | 4 | | 原材料动力燃料及三废治理 |
| | | | |
|----------------------------|--------|----------|------------------------------------------------------|
|(2)其他行业 | 4 | | 预测投产后正常生产负荷与设计能力相适应 |
|----------------------------|--------|----------|------------------------------------------------------|
|8.工艺技术 | 3 | | 与国内外同类工艺技术比较 |
|----------------------------|--------|----------|------------------------------------------------------|
|9.项目规模 | 3 | | 经济技术规模要求 |
|----------------------------|--------|----------|------------------------------------------------------|
|四、项目资金与财务 | 4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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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有资金比例 | 21 | 30%| 自有资本/总投资 |
|----------------------------|--------|----------|------------------------------------------------------|
|11.资金筹措方案 | 4 | | 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出资方式、出资承诺 |
|----------------------------|--------|----------|------------------------------------------------------|
|12.财务收益净现值率 | 5 | 250%| 净现值/总投资现值 |
|----------------------------|--------|----------|------------------------------------------------------|
|13.财务内部收益率 | 5 | 4%| 财务内部收益率--综合平均资金成本率 |
|----------------------------|--------|----------|------------------------------------------------------|
|14.项目抗风险能力 | 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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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盈亏平衡分析 | 3 | 60%| 以项目生产能力盈亏平均为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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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总投资超过20%,或建设期延长2年,或产品价格下 |
|(2)敏感分析 | 3 | | |
| | | | 降20%,或成本增加 |
|----------------------------|--------|----------|------------------------------------------------------|
| | | | 30%,或产是下降10%时,财务内部收益率是否高于 |
| | | | |
| | | | 行业基准收益率 |
|----------------------------|--------|----------|------------------------------------------------------|
|五、银行效益 | 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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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结算收入流向 | 7 | 70% | 结算户结算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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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银行信誉 | 4 | 5% | 对我行在当地的信誉与地位的影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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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分 规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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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国家重点支持的得6分,属国家严格限制或停止建设的不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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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较高得11分,素质不高不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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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下降10%扣1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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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下降10%扣1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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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国际水平得5分,国内领先水平得3分,国内先进水平得1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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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下降2%扣1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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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动力燃料来源可靠、三废治理符合国家要求得4分,满足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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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得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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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适应的得4分,每低于设计能力10%的扣1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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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领先水平得3分,国内领先水平得2分,国内先进水平得1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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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优规模得3分,达到起始规模的得2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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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下降1%扣2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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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出资方式、承诺完备得4分,不完备不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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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250%的得分5分,每降低50%扣2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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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4%的得5分,每降低0.5%扣1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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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60%的得3分,每上升10%扣1分,扣完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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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高于基准收益率的得3分,每有一项抵于基准收益率的扣1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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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结算户得7分,销售收入分流得5分,否则不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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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我行带来很好的信誉、提高我行在当地地位等得分3分,否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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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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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贷款形态风险权数
贷款形态的认定按人民银行《贷款通则》规定执行。贷款形态分为正常贷款和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包括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
(一)逾期贷款指逾期(含展期后到期)不能归还的贷款(不含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
(二)呆滞贷款指逾期(含展期后到期)二年(含二年)以上仍不能归还的贷款和贷款虽然未到期或逾期不到二年但生产经营已停止、项目已停建的贷款(不含呆帐贷款)。
(三)呆帐贷款指:
1.借款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
2.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
3.借款人遭到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还清的贷款;
4.贷款人依法处置贷款抵押物、质物所得价款不足以抵偿抵押质押贷款的部分;
5.经国务院专案批准核销的贷款。
(四)贷款审批时,贷款风险权数取100%;贷款发放后按认定的贷款形态确定相应的形态权数。
(五)贷款形态风险权数最低为100%,贷款一旦为非正常形态,贷款风险度将成倍增加。
六、关于贷款风险度的测定
办法中将贷款风险定义为建设银行不能按借款合同约定收回贷款本息的可能性,对一笔贷款而言,贷款对象、方式、期限、形态都有可能分别或同时对贷款风险产生影响,因此,贷款风险度是一个复合事件的概率,也就是有关独立事件概率的乘积。这四个方面有可能分别或同时对贷款的总体风险产生影响,那么最终形成事实风险的可能,也就是说,一笔贷款发生风险损失的概率,就是一笔贷款的风险程度。所以,我们将贷款风险度定义为“对象权数”、“方式权数”、“期限权数”、“形态权数”的乘积。经过贷款风险识别产生“贷款风险权数”,然后测算“贷款风险度”进行风险界定,这两个概念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不能混淆的。
根据综合贷款风险度测定结果产生的高风险贷款区只在我行系统内部公布,目的是避免不良的社会效应。
(二)贷款风险度的有关事项
贷款风险度一律取小数点后三位,小数点后第四位采取四舍五入的方式,具体表示为0.***或1。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贷款风险度,每笔贷款或每个行的风险度最高值取1,大于1时以1计。
单笔贷款风险度的计算执行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综合贷款风险度的计算执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综合贷款风险度指标既适用于银行,又适用于企业、行业和地区,便于银行对企业、行业、地区总体贷款风险的判定。
(三)贷款风险度测算举例
例一、A县建行某笔流动资金贷款500万元,贷款企业E信用等级为AAA级,采取第三方保证方式,保证单位信用等级为AA级,贷款期限半年,该笔贷款已逾期1个月,则
该笔贷款风险度为:0.3×0.7×1.1×1.5=0.347
该笔贷款风险额为:0.347×500=173万元
例二、A县建行某笔技改贷款1,000万元已投放完毕,同是贷款企业E信用等级为AAA级,该企业资产总额为2,000万元,技改项目投资总额为1,500万元,项目风险等级为AA级,贷款方式为城市地带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期限3年,则该笔贷款风险度计算方法为:
0.3×2,000+0.5×1,5000
项目风险等级权数=----------------------------------------=0.386
2,000+1,5000
该笔贷款风险度=0.386×0.5×1.3×1=0.301
该笔贷款风险额为:0.310×1,000=301万元

例三、B县建行某新建项目基建贷款2,000万元,贷款正在项目评估阶段,项目风险等级为A级,贷款方式拟采取非城市地带房屋抵押,贷款期限5年,则
该笔贷款风险度为:0.7×0.7×1.35×1=0.662
该笔贷款风险额为:0.662×2,000=1324万元
例四、管理行的风险度计算也可以简化为所属行的风险度乘该行所占贷款比重。如某中心支行所属A、B、C、D四个县支行,风险度分别为0.45、0.53、0.61、0.38,贷款比重分别为25%、35%、28%、12%,则该中心支行的风险度=0.45×25%+0.53×35%+0.61×28%+0.38×12%=0.514。
例五、A县企业E在A县建设银行共有如例一、例二所述两笔贷款,这同时也是该企业所有的银行贷款,则
173+301
该企业综合贷款风险度=----------------=0.316
500+1000
七、关于贷款风险控制
鉴于目前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两种体制并存时期,处理好借款人变更法人主体和经营体制时我行贷款债权的保全成为贷款风险控制的重要问题。在与借款人签定的借款合同中要与借款人签定保护性条款,列明凡因变更法人主体和经营体制等原因导致贷款债务分割和转移,均须经贷款银行书面同意,新的债务人必须与债权人重新办理借款合同手续等约定。对借款人违反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擅自变更经营体制致使我行贷款债权落空的,要及时制止其违法违约行为,停止投放新贷款,提前收回原贷款。
对贷款担保的风险控制是贷款风险管理的延伸。在担保贷款中,要以合法的企业资产抵押、质押额以及合理的贷款抵押、质押率确定贷款最高限额,对抵押、质押品要经常检查,避免在贷款期内由于汇率变动和抵押(不动产抵押权)、质押(动产质权、权利质权)品贬值等,以及抵押品变现困难所带来的风险;对第三方保证单位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理催收、催告等手续,即要在法律规定的催收期限内向保证单位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在法律规定的催告期限内对保证单位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以维护我行债务追索权利。
八、关于贷款风险管理部门分工的设想
贷款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把明确具体的岗位职责和规范严格的运作程序纳入一个系统之中,涉及范围广,对操作性要求高。考虑到我行目前的部门分工格局,我们在办法中提出了贷款风险归口管理部门、投资调查、信贷、财会、计划、稽审等职能部门和贷款评审委员会的职责和制约关系,以利于贷款风险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九、关于贷款风险管理考核指标问题
总行每年核定各分行风险度控制指标和有关贷款质量指标。贷款质量指标主要是逾期贷款率、呆滞贷款率、呆帐贷款率、贷款担保率(包括抵押、质押和保证)和贷款利息实收率。这些指标的计算公式和口径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实施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执行。总行核定的指标是指令性指标,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达到。


论判决的修辞

洪浩

……判决的艺术必然是修辞,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法律形式主义学派的一个缺点。
——波斯纳
法律的言语行为,如法官判决,……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打开了一个有意思的多学科工作领域,但在此地尚少有耕耘。
——弗里特约夫·哈夫特


一.必要的交代:问题、意义及方法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国内学界尚未展开广泛研究的课题,笔者所能借鉴的资料非常的有限,一种拓荒性的研究所必然要求的基本概念的厘清与界定以及意义的言说则成了本文作者无以逃避的“义务”。
首先需要界定的便是修辞的含义。修辞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修辞是指一种语言现象,是对语言的加工活动,具体到本文所要言及的判决的修辞则是指根据判决的需要,选择、配置最佳语言形式,提高表达准确性,并借以增加表达效果、增强说服力的一种活动,而广义的修辞则还包括逻辑推理以及判决形成过程中所有用以增强说服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文本上的修辞手法,正如尼采所言:“所有诱发信仰的努力都是修辞。” “修辞产生的是说服,它的全部工作就是说服人。” 根据佩雷尔曼新修辞学的观点,这种修辞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在思想上接受向他们提出并争取他们同意的命题。 修辞并不是空洞的辞藻和堂皇的外衣,而是让枯燥的法律成为更容易吞食的胶囊或糖衣, 如果把司法判决表述为法律产品的生产,则判决的修辞就是法律产品的促销手段,只有经过修辞的判决才能为公众更好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本文将取修辞的广义。即将判决的修辞界定为一种通过对判决文本的润色和判决推理以及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得到“合法性”并借此获得人们普遍、一致的信仰与服从的策略。
正如卡多佐学院的理查德·威斯伯格教授认为的那样:“判决意见中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比判决结论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决定着所要得出的结论的对错,为了理解法律正义,我们必须考察隐藏在语言和修辞之中的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 因此本文的基点正在于探求判决文本及其形成过程是如何通过修辞生成正当性的方面。这种考察将会产生如下意义:
一.对判决的正当修辞能在相当程度上强化法律的正当性。法国著名法社会学家卢曼提出过“通过程序的正当化”这一命题,程序能使法律的变更合法化,对判决的修辞正是这一程序正当化过程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使用修辞技巧以获得判决正当性。修辞学可以成为一种“让真理听起来更像真理的手段,在许多时候,这还是唯一可能获得的手段”, 对正当修辞而言,它不仅对于“通过程序的正当化”这一命题起着脚注和阐释的作用,而且开拓了判决“正当化”理论的研究视野,将修辞学、传播学、社会学以及符号学等学科知识纳入到了程序正当化研究的视域,这对于拓展程序正当化理论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而判决的不当修辞则可能损害法律正义,甚至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文字在司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诉讼活动中存在着“书写”的暴政,萨义德也认为书写的语词是一种武器,“对谎言的修辞可以产生真理”, 而为了避免武器被滥用、异化为“书写的暴政”,对判决修辞的研究就成为必须。在目前学界及实务界对判决需要加强说理的片面强调中,一个令法律界难堪的二律背反现象却是:即使司法官员掌握了精确的语言表达技术和严密的形式逻辑规则等技巧,判决文书的正当性仍然可能得不到提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表达技术被用来伪表达,逻辑规则被用来反逻辑,判决文书的正面是堂而皇之的条分缕析,而其背后却是躲躲闪闪的掩饰技巧,枉法裁判以一种华丽的外表更具蛊惑力因而也更具危险性的方式上演了。因此,为了从更加实质的意义上推进我国判决文书的说理改革,对判决的修辞尤其是不当修辞的研究便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它可以深化我们对于判决腐败和司法腐败现象表现形式的认识,并进而制定出有效的防止判决腐败和司法腐败的现实策略。
在确定了研究的前提性概念及研究意义之后,尚需交代的还有研究的方法问题。有学者曾经说过:逻辑是不能被打败的,因为打败逻辑必须使用逻辑;语言是不能被超越的,因为超越语言必须借助语言。逻辑和语言可以说是说理的两个终极性的工具,因此,在对判决理由的锤打过程中,逻辑和语言的重要性便不言自明了。当逻辑拼命演绎却又无法自恰的时候,便由语言来填补逻辑的空白地带,而当语言苍白无力而又缺乏力量的时候,便由修辞来润色语言苍白之处。因此,对于判决叙事语言和说理逻辑修辞进行的分析就成为研究的必须。基于此,本文并不准备按照文本结构将判决书划分为判决主文和判决理由来加以研究,而是从判决文本的功能入手将判决书划分为认知性文字及说服性文字,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判决文本的认知性修辞和说服性修辞。此外,作为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技术往往也在不同程度地强化被告人及判决受众对于判决文本的服从与认可程度,因此,本文也将对判决形成过程的程序加工技术予以必要的考察。
需要进一步交代的是作为本文主要分析工具的认知性修辞与说服性修辞的界定。所谓的认知,是指人对周围事物注意、感知、记忆、产生表象、形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推理以获取知识的信息处理过程。早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中就阐释了隐喻的认知功能,此后修辞学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肯定了修辞所具有的认知属性。修辞的认知属性可以从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个方面予以考察,为了建构出适当的话语,修辞的主体需要对各种修辞要素的知觉、注意、判断、分析及推理过程,进行统一的信息加工和处理,而话语接受者,则需要对话语所产生的原始语境以及现实语境进行足够的知觉、分析、判断和加工,以便为话语信息的析出和确定储备必要的参照信息系统并解析话语的语言意义、言语意义以及修辞者的言语动机等社会心理信息。 正是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两方面的认知功能使得判决的修辞得以生成合法性,基于以上考察,判决书中的认知性修辞主要是指一种叙事上的手法,指法官在判决叙事中充分运用语言的力量,在判决的叙事策略、结构安排、详略取舍、渲染烘托等方面的手法或技巧,通过它来说服读者相信一种事实;然而修辞并不仅仅是表达,它还是一种推理的方法,因此,说服性修辞也是判决修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这里的说服意味着“既不收买,也不强迫,要让某人在某一个问题上接受你的看法”, 因而这种手段必然是修辞。我们知道,在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中,推理和说服日益融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同时对于推理的修辞以及说理的艺术的实践与研究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对于法律推理的说服性修辞并没有帮助判决书的受众完成思考而是用一种逻辑的外表代替了他们的思考,直接获得了他们的认同。所以本文认为:说服性修辞则是指在无法进行逻辑证明或科学证明的领域中所采用的的所有说服性手段(包括类比等无法进行精确证明时用于证明命题正当性的所有方法)。
由于以上交代的类型划分只是一种便于学术研究与论述的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判决文本的二分只是一种观念的构造物,是一种思维图景,因而非常容易被现实中的反证所推翻,而这将使得本文的研究——事实上也将使得类似方法的研究——无法展开,故笔者有必要在此声明:本文对于判决修辞的分类描述只是一种便于学术研究的理想假说,应该承认在现实的司法裁判之中,认知性修辞与说服性修辞往往水乳交融,难分彼此, 而且正当修辞与不当修辞的界限也并非如本文所列举的那么泾渭分明,度的偏离与超越往往成为正当修辞和不当修辞的实质性分野,它们的对立并非如文本分析时所展现的那么昭然若揭,浓度可以导致色变,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红与黑的色泽一样,存在着种种对立与转化的可能, 而这又将是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与意义的研究领域,但是限于篇幅及主旨,本文无力承担对此的分析任务,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下的论述上。

二.判决修辞的背景及成因分析
1.司法民主化的趋势 古代统治者笃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陈腐教条,实行司法擅断,认为判决是权力的行使,人民只有服从的义务,所以无须说明理由,因此,判决并不说理, 这种现象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改变,如意大利从16世纪起,德国从18世纪起,判决说理的做法才正式确立起来,法国在1790年,德国在1879年作为一项普遍的义务强使法官在判决中说理。判决从不说理向说理的转变,不仅仅是表现形式的改变,更主要的是代表了司法民主化的趋势。司法民主化要求判决必须是基于理性而非基于恣意和擅断作出,判决修辞就是在这样一个司法民主化的背景之下登台的,它是判决说理的自然延伸,当判决理由不充分或根本没有正当理由支持判决的时候,为了赢得公众对于判决持久的信任与支持,修辞就成为无法替代的最佳选择。这一点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获得理解与证明,如: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在一个神判时代,一个无须说理的司法背景中,判决有修辞的必要。与修辞结伴同行的是强力与蒙蔽的对立面——角力与说服,其背景则是由权威-服从模式向对话-服从模式转变的司法民主化趋势。
2. 法律判决的形式化趋势。 法律判决的形式化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即法官在判决时所明确表述的理由常常不是他们的真实理由,而只是最好的法律上的理由。也就是说,法官的判决必须找到法律上的依据,即使这个理由并不是法官做出判决的真正理由。古代判决书中的“见利忘义、全无人心,此风最为薄恶”,“贫民尺地寸土皆是血汗之所致”之类的话,在现代判决书中是找不到的。判决建立在这样一种语言上,形象让位于事实,直觉让位于证据,修辞让位于现实。也就是说,在判决书中,激情也压服了理性,它追求一种稳重、庄严的风格。比如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债权人的债权与工人工资的清偿序位时,如果法官非常同情工人,在判决书中,他可能阐明煤矿工人的生活是如何的凄惨与悲凉,社会应该如何在道义上站在工人一边。他会依据民法中的帝王规则——诚实信用原则判决。虽然这样有可能被指责为使“法律条款软化”,但这是同一话语圈子里的权力争夺问题,如故哦以生活理由支持这一判决,他根本就有可能是违法的,或者说,根本进不了讨论的机制。但是,这也发展了法官在判决书中的“修辞性技巧”,如在判决书中强化一些事实,另一方面——淡化一些事实。
3.法律的文学化运动。1973年。密歇根大学教授詹姆斯·伯艾德·怀特出版的《法律的想象》一书揭开了“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序幕,此后影响日渐扩大。有人称,这场运动甚至会彻底改变法律学者谈论和思考法律和作出判决的方式。法律家日益意识到了语言和修辞在撰写司法意见时的作用。他们认为“最好的法律文本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运用文学视角,法律和判决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分析” ,美国学者波斯纳也看到了文学对于法律的巨大作用,认为文学研究对于理解判决修辞多有助益,“修辞在法律中有很大作用,因为很多法律问题无法用逻辑和实证的证明来解决” “许多法律文本(尤其是判决意见)在修辞上而不是在冷静的注解上与文学文本相似” ……正是在这些学者的宣传与鼓动下,文学中的叙事技巧、修辞艺术、隐喻手法等等被广泛地应用到了法律领域尤其是判决意见的撰写上来。法官已习惯于运用修辞和隐喻等手法来弥补法律语言的“刚硬”,甚至是法律推理的不足。 判决的修辞遂成为了司法实践中的常态。
三.影响修辞方法的因素:初步分析
1.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法律语体具有独立于其他语体的特殊风格,它既不同于追求语言形象化、生动化的文艺语体,也不同于追求以数据表格等进行烦琐论证的科技语体,法律语言的独特属性必然要求其在选择修辞手段时根据其文体特征做出适当的取舍。但是法律语体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绝对排斥修辞,实际上,诸如准确、通顺、简洁,本身就是修辞的手段,诚然,法律语言排斥夸饰、华丽的辞藻,拒绝文学描绘手法,但它们并不是“修辞”的全部内容,以对“修辞”过于狭窄的理解而否定修辞在法律语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片面的。事实上,法律语言在词法、句法还是在章法上,须臾离不开修辞手段。“在词法上,它常常使用雅语、敬语、成语,尤其是术语;在句法上,它常运用提前、重后、简略等句式;在章法上,常用分条、总叙、结语、引用等辞格。” 显然,法律语体的特征决定了法律文本在修辞手法上侧重于对语言形式进行一定的修辞,而对其他内容进行修辞则很容易落入“正当性”责问的沼泽,因此,一般认为,法律语体比较适合消极修辞手法的运用,而对夸张、排比、反语等积极修辞手法则多采取排斥或者限制的态度,判决书所选用的积极修辞手法,往往只局限于排比、层递、对比、反复等有限的几种。
2.判决文本的受众群体 斯威夫特说:“对一个讲不进道理的人,你也不可能跟他讲出道理。” 深刻地揭示出了受众对于判决说理方式的影响。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必须事先考虑到其预期受众的可能反应并进而决定说理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法官和受众一起完成了判决书的制作。由于英美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围绕着上诉审司法展开的,遵循先例的传统使得他们更加注重上级法院的意见,而非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所以,英美国家法官的判决的预期受众——至少对于上诉审法院来说——主要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以及关心此案的公众,而是法律共同体中的其他法官以及实务者和学者,作为完全的内部人员,他们擅长阅读纯粹的司法意见(包括听出弦外之音),他们“对于一篇司法意见的适当措辞和规范有着确定的预期”, 所以我们才经常在英美国家的判决书中发现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学术论文型的司法意见,在这里,由于受众的专业性,拙劣的修辞反而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故一般的认知性修辞很少被使用,而高明的说服性修辞技巧却是俯拾皆是。大陆法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由于它们并不实行先例制度,法官没有造法功能,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一样关注特殊的事实构成,也不象英美法官一样注重上级法院的意见,而是更看重判决的公众(包括当事人)反应,所以为了获得这些人的认同,推理形式便不能十分复杂,严格的三段论演绎几乎是法官唯一可用的推理工具,在法律规则明确的情况下,只要对判决事实加以认知性的修辞,判决结果自然就是有了“合法性”,这也将他们对于从事冗长论证的不情愿合理化,判决书的简洁性和形式主义风格意在隐藏一种恐惧,即害怕过于详尽可能有碍于审慎周到和严守秘密,而审慎周到和严守秘密正是专家权力的要素, 故认知性修辞在大陆法国家体现的更为明显,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判决的制作中,仅仅要求载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的理由,而并无论证的要求。
3.判决对受众的说服成本。由以上分析引出的一个推论是:判决文本对受众的说服成本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判决修辞方式的选择。“有确定目标的说服者会选择对自己的成本最小化,实现目标之概率最大化的混合修辞方式,包括真实的信息、谎言、暗号以及情感感染。” 波斯纳进一步分析说,说服者往往有一系列说服目标,并且存在着一个价值序列,但是说服者也许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去盲目追求前几位说服目标,因为说服受众接受这一目标的成本也许高不可攀。由于判决所面对的不同的受众群体具有质的不同,他们保持自己信念的“顽固”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要让布鲁诺心悦诚服地接受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其说服成本几乎可以用无穷大来形容),相应地,说服成本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听众信念的顽固程度有可能影响言者对修辞目的的选择,而距离(指言者欲灌输之信仰与听者本来具有的信仰的差别程度——引者注)有可能影响他对修辞手段的选择。” 这种分析还可以在另一个层面得到验证:即修辞还可以降低说服成本的第一个层面:受众接受信息的成本。听众吸收信息的成本越高,言者就越依赖那些对听众吸收能力要求不很高的说服形式,因此使成本最小化。在某些听众面前,哪怕是拥有最精确的知识也不容易让他们因我们的言辞而产生确信,因为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被以知识为基础的论证说服,因此,修辞必须用每一个人都有的概念,用非正式逻辑,再借助共同的知识把一些证据同听众的先前信念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来推进他们的论证,达到他们的说服目的。

三.判决修辞的正当性标准
目前国内学界所热衷于讨论的判决文书的改革似乎都将视线集中在了判决书应加强说理的环节上,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共识的前提假设:即说理的判决才是同时也一定是正当的判决,然而,对西方国家尤其是一直强调判决说理的欧陆国家也在进行的判决文书的改革当中,我们又似乎可以对此假设之前提提出某种假设的怀疑:判决说理了是否一定意味着判决就正当了?这就牵涉到了判决修辞的正当性问题。对判决正当性理论进行一番梳理将会有助于证实或者证伪我们的怀疑。
如果把修辞看作是在一种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一套剩余的推理和说服方法的话,那么修辞似乎是个中性物,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是正如本来“价值无涉”的科技手段也会被用做邪恶目的一样,修辞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手段也会服务于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目的,这种手段因此也就具有了伦理的属性,因此对修辞手段进行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与研究就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对此,我们的论述将做如下地展开。
“论证和理由并不是一回事,论证仅仅是对判断的正当化,是一个话语和修辞层面的过程,而不能保证判断的正当,这涉及到社会共识的认可”。 马克斯·韦伯认为,被支配者并非总是从理性算计和功利角度服从支配者,其服从还源于深层的精神因素,即相信统治者有某种“合法性”,而从支配者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 只有结合了对‘合法性’信仰的习俗和利害关系,才能成为一个统治可靠的基础。 由此可见,判决要想建立一种有效的支配与被支配、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就必须编织一张“信念之网”,达致一种正当性以获得受众的信仰,引发其“不加反省的、习惯的、无意识地认可与服从”。
为了深入分析判决修辞的正当性问题,我们将正当性划分为合法性 与合理性两个层次。合法性是正当性的表层要求,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而合理性则是正当性的深层要求,属于实质正义的范畴,判决的法律效力在直观的层面来自于合法性,实质上则由判决的合理性所决定。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正当性的获得是由法官与受众双方共同完成的,根据韦伯的法制权威型的合法性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其合法性建立的两个基础:1.将合法性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2.将合法性建立在实质合理性基础之上,据此,我们可以把正当性分为三个层次:形式合法、主观合理与实质合理。一个没有说理的判决是一份形式不合法的判决,这样的判决不管如何加以包装修辞,都因为不具备正当性的基础要求——形式合法而不具正当性;而一份说理的判决,虽然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要求,却很有可能因为说的是“歪理”而不得不对判决的理由加以一定的修辞,使之赢得公众的认可,它至少具有表面上被人认可的合理性,此之所谓“主观合理”,但是这样的一份判决将仍然因为其不符合正当性对于实质合理的要求而不具正当性;最后,显而易见,真正具有正当性的判决修辞应该是对那种说理并不充分而需要在说理的方式方法上加以润色和加工的判决所进行的修辞,它只是使比较弱的论点似乎更强有力,在必然性论证不可能的情况下诱发人们对判决的信仰的一种手段,因为它符合了判决正当性的所有三个层次的要求:不但进行了形式上合法的说理,而且通过说理的修辞赢得了公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了主观合理性,同时,又因为它仅仅是对于判决正当理由的补充与补强所以符合实质的合理性的要求。综上,只有同时具备了形式合法性、主观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判决修辞才是正当的修辞,而仅具形式合法性或仅仅兼具形式合法性和主观合理性的判决修辞则属于不当修辞。

四.判决的正当修辞
(一).认知性修辞的正当形态
1.庄重得体 判决书因为是法律活动的最终产品,所以,应以经过筛选净化的最为庄严肃穆的语言加以制作。为使判决语言显得尽可能的庄重、神秘和高贵,英美法官甚至经常使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这不仅是法律语体风格的要求使然,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乾隆时期著名幕府王又槐说:“供不可野,如骂人污辱俗语及奸案秽浊情事,切勿直叙,只以‘混骂’等字括之,犯者必于申饬。” 清代另一位著名学者兼幕府李渔也认为判决书“更宜慎重,切勿用绮语代庄,嬉笑当骂,一涉于此,则非小民犯奸之罪状,仅是官府诲淫之供招矣。” 一些对人格毫无顾忌加以贬损的语词如“不念旧恩,嚣然吠主”、“城狐社鼠,昼伏夜动”和“背本忘义,虽禽兽之不若”等均违背了判决书制作应庄重得体的修辞要求。
2.语体修辞 尽管对于语言的修辞被认为并不具有直接的说服作用,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即优雅的文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受众更乐意于仔细研读判决文本,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这种修辞因为起到了犹如包裹药物的糖衣一样让药物更易吞食——起码不至于反胃——的效果而发挥了判决说服功能的前提性功能,这样,让读者读到结尾的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附着在判决文本的说服目的之上而成了判决修辞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一种极端的表现是:即使“我们可能已经对一篇司法意见讨论的法律问题丧失了兴趣,但是这篇意见的风格可能还是让我们想读它。” 中国古代历来更是倾向于把判词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加以制作,这使得“判词摆脱枯燥乏味等缺点,增强判词本身的可读性,此外,文学作品多样性的表达方式,准确凝练的语言特色,也是高质量的判词所必须具备的要求。” 尤其是古代判词追求语言艺术化,判决多句式整齐、节奏明显、铿锵有声、顺口悦耳,“弃官式语言之呆板、圆滑而以优美、典雅之文风极力阐释自己独特见解,极具浓厚美学韵味,又含深刻法理,兼容极高艺术性之判决不断奉献于世人面前,使人领略到五彩斑斓的法律判决之美而倾心研读关注。” 虽然在当代,判决不再像古代那样片面追求“字字超群、句句脱俗”、“下语如铸”,而是更为重视法理的宣示、更加侧重于判决的法律属性,其文学性的一面则降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各种判决的修辞方式仍然经常被加以应用,以达到判决“规范美、庄严美、简洁美、质朴美和流畅美”的“五美”要求。
3.模糊表述 一般来说,法律语言应尽可能的追求准确、明确的表意效果,尽可能地少用模糊词语,但是为了完成特殊的表达任务或者实现特殊的表达目的,模糊表述往往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一份刑事判决书这样写道:“被告人公然散播反动言论,并向海外敌特机关提供机密情报……” 本来“反动言论”和“机密情报”的指涉范围非常之广,如果一味追求准确明确,则似应在“反动言论”和“机密情报”之前加上必要的限定,或写明具体的内容,但是这样又会与保密和防止扩散的考虑相冲突,于是这份判决便以抽象和概括程度较高的共名词语“反动言论”以及“机密情报”来表达一种模糊的语义,有效的化解了这一难题。 另外,在判决事实和理由分离的判决书制作格式当中,在判决理由部分对于事实的叙述必然是具有高度总结性的,以避免和判决认定事实部分发生重复,这时,模糊语词也会成为不可缺少的修辞手段。
4.简练概括 法律语言“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 法国判决书制作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例证,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说:“法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想方设法使判决书的内容缜密而紧凑……那种游离于正文之外的闲文漫笔从来不能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发现,在下级法的判决书中也很难找到。”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也提出了“力求语言精练”的要求。显而易见,这种简练概括的表述要比冗长繁复的表述更能吸引并支配判决受众的注意力,以进一步发挥其说服功能。另外,简练概括的事实表述可以使得关键性表述较为集中,从而能够强有力地发挥其认知功能,强化受众对该事实的认可程度,如果表述过于冗长,而使得这些关键性表述也因此更分散、更繁杂,甚至是隐藏在限制、注释、引用乃至判决书中的其他冗长繁复的地方,那么这种强有力的认知性功能就会丧失殆尽。当然,精练概括只是一般性的要求,它仅适用于当事人及公众能够理解判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而不致产生疑惑不解并质疑判决正当性的情况,而对双方有分歧的争议较大的案件,判决仍应不避冗长,详加论证。
5.剪裁事实 “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讲故事的特定形式” ,所有的判决中的事实其实都是一种经过了剪裁与拼贴的叙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法律案卷中的叙事是一种虚假的叙事。正是这种叙事使得(不同的事件——引者注)……得以跨越不同的事件序列,而进入到一种法律体制的逻辑和关系中去。” 吉尔兹也曾说过:“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法规则、法庭规则、判例汇编传统、辩护技巧、法官雄辩能力以及法律教育成规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总之是社会的产物。” 这种对于事实的裁剪,是在法官的指导下构建的,是一种对于判决叙事的修辞,目的在于获得基于剪裁事实基础上的法律话语的正当性,其最终是为了影响法律之运作。此外,由于民间尤其是基层乡土社会发生的大量纠纷很难被纳入现有的且主要是移植过来的法律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而法官为了解决事实争议又必须用现有的法律概念系统将其包装、剪裁和拼贴,以使其在这个合法的概念体系中找到自己对应的位置。所以,“为了法治的统一(其中必然包括法律概念术语的统一),为了法律共同体的形成,法律必须对非格式化的现实予以某种构建。” 而剪裁事实便是这种构建的有力工具和手段之一,它使得法官可以在格式化的事实基础上最终形成自己的格式化了的司法意见,这样,剪裁事实也就成为了判决活动的必须。

(二).说服性修辞的正当形态
1.判决异议 传统的司法权威主义认为法院只持一种意见可以达到与秘密表决相近似的神秘效果,但是司法民主化的趋势已经推动了传统上持上述观念的大陆法国家逐渐认可了判决书中呈现不同意见的做法,在一些国家如阿根廷、芬兰和瑞典,这种异议展示已经达到了相当充分的程度。“判决异议被称为“法官懒惰的解药”,它可以保证法官们不会仅在其中某一个法官的意见后盖上自己的图章。” 判决异议的说理方式展现了判决从演绎证明到对话证明,从封闭推理到开放推理,从威权主义到司法民主化的趋势,总的来说判决异议不是降低了判决的权威,而是恰恰相反,它巩固并加强了判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赢得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与服从。
2.情理交融 判决除应晓之以理,还应动之以情,并作到情理交融。如清代张问陶在一起顶凶卖命案的判词中,对于将儿子卖于他人顶凶而险些酿成冤案的王桂林的责任认定就连用了4个比喻,说理十分形象。判词是这么写的:“熏蚊虻以烧艾炷,恐坏罗惟,剔蚯蚓于兰根,虑伤香性,治恶僧须看佛面,挞疯狗还念主人”,将“本府为爱护孝子心”的抽象思想,表达的形象可感而又便于理解和接受。判词还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愤怒斥责了行凶之人,情理交融,收到了非常好的表达效果。如“夫使二百金可买一命,则家有百万可以屠尽全县”,又如,判词指出凶手屈培秋第一次行凶“或非居心杀人,后一杀则纯为恃富杀人,有心杀人,误杀者,可免抵,故杀者,不可免也。” 道德力量在我们国家往往比生硬的法律理由更令人信服,因此在说理时,如能辅以道德情感来褒贬案件的是非责任,往往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缺省三段论 早在古希腊修辞学发端时期,亚里斯多德就十分重视缺省三段论的应用。所谓的缺省三段论是指:在一般三段论的演绎模式基础之上由于某个前提众所周知而不予表述,从而直接推导出结论的一种三段论模式,比如,这样一个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也会死。在这里由于作为推论的前提人所共知,所以在进行逻辑演绎时往往省去这一前提的表述,在判决制作领域,法官们在制作判决时往往利用缺省三段论来达到某种修辞效果,以便于在前提可能真实也可能并不十分确定真实时起到增强判决合法性的修辞效果。
4.突出控辩双方的主体性 “只有一切参与者的利益至少被卷入讨论中,合意才具有意义。” 因此,判决中对庭审过程中双方对话情景的再现程度以及再现的平等性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双方对判决的接受程度,一场至少在形式上被尊重了的对话被认为在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判决结果。因此,有经验的法官为了减少上诉,往往不厌其烦地在判决书中大量引用双方的论点及论据,给人以当事人的逻辑代替了法官的逻辑的印象。而我们现有的判决书往往简单声称:“经本院查明……”、“有……证据为证”或“原告所诉本院不予认定”,由于判决书中仅仅表述法院的认证,而对双方举证质证情况不加反映,双方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对于裁判结论的形成施加有效影响的主观感受受到了损害,因此这样的判决文本往往难以令当事人和公众信服。这样,法院认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其可接受的合法性。另外由于控辩双方主体地位地确立,法官在判决说理时亦应注意不能对双方的诉讼主张采取批驳或反驳的态度,如“被告人所称纯属无理狡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无稽之谈”。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方法之外,法官还会在判决中“通过坦率披露那些反对自己结论的事实和权威、通过语气上表现得具有试验性和让步,甚至通过对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坦诚表示怀疑”,以比喻性修辞代替逻辑论证等,借此增加判决的可信度和正当性。 等等诸如此类的方法不一而足,它们在司法实践中以一种更为多元的状态呈现在判决之中,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加以舍弃。
五. 判决的不当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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