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18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7年5月27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保障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劳动力市场的范围是指从事劳务中介活动的机构、场所以及与从事用工、求职相关的活动。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通过劳动力市场用人或求职、中介服务以及从事与之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是劳动力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就业服务机构受劳动行政部门委托负责劳动力市场的日常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劳动行政部门做好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与监督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与公安、工商、城建等有关部门要密切合作，依法规范劳动力市场，打击职业介绍活动中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第七条 劳动力市场应当按照用人自主、择业自由、公平竞争、公正服务的原则运行。
第二章 职业介绍机构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
第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以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
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是公益性的事业组织；非劳动行政部门和公民个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可以是公益性的组织，也可以是营利性的组织。
第十条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固定的介绍场所；
（二）必要的开办资金；
（三）相应的机构章程；
（四）明确的业务范围；
（五）两名以上持有劳动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介绍资格证书的专职工作人员；
（六）能够独立行使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设立职业介绍机构，须提出申请，并按下列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一）设立公益性事业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查，报同级编制管理部门批准后，到劳动行政部门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
（二）设立公益性非事业组织职业介绍机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审批手续，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
（三）设立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审批手续，领取《职业介绍许可证》后，按国家有关规定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对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的申请，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结。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发给《职业介绍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职业介绍机构变更名称、地址，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停业、歇业，应当事先提出申请，报原审批机关审核批准。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发放《职业介绍许可证》的部门或机构应当对职业介绍机构的职业介绍资格进行年检。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接受年检，不得拒绝。
第十五条 《职业介绍许可证》不得转借、涂改、倒卖。
第十六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提供下列服务：
（一）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家庭用工办理求职、用人登记；
（二）为求职者提供用人信息和就业咨询服务；
（三）为用人单位、家庭用工提供劳动力，资源信息和咨询服务，推荐求职者；
（四）组织劳动力供求双方洽谈；
（五）向社会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
（六）组织劳务承包、劳务协作等活动，为求职者提供直接的就业服务；
（七）指导双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介绍工作。
第十七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为残疾人、妇女和长期失业者求职提供有效的帮助，保障其合法就业的权利。
第十八条 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受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委托可以开展办理用人手续、颁发有关证件、社会保险、保管档案等工作。
第十九条 职业介绍机构从事的业务范围，由审批部门或机构依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确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出批准的业务范围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非劳动行政部门和公民个人开办的职业介绍机构，应当按规定向批准发证的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报告工作情况，填报统计报表并接受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在职业介绍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介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二）介绍女性劳动者和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从事法律、法规、规章禁忌的职业；
（三）以暴力、胁迫、欺骗或其他非法手段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应当以服务为宗旨，严格按照省财政、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
第三章 求职与招用
第二十二条 凡年满16周岁、有劳动能力和求职要求的劳动者，均可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劳动者求职，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
第二十三条 劳动者求职须持本人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等相关的证件，到职业介绍机构办理求职登记手续。
国家和省规定取得证书后方能上岗的岗位，求职者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四条 外国公民和台湾、香港、澳门居民在我省就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劳动者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或城市市区就业，须持常住户口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签发的“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达目的地后，须在当地公安机关和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暂住证”和“外来人
员就业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雇用无上述证件的外来人员。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面向社会，公开招收，择优录用的原则自主招用人员。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和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及其他媒介向社会发布招工、招聘广告和简章前，必须到当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张贴、传播或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发布招工、招聘广告
和简章。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向社会发布招用人员的广告、简章，必须如实介绍招用人员的职业类别、数量、工作期限、工作条件、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情况。
第二十九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招用人员须凭营业执照，家庭用工凭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其他单位招用人员凭本单位介绍信到职业介绍机构进行登记。
第三十条 下列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必须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设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登记：
（一）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生产自救的企业；
（二）濒临破产、停业整顿裁员后，在六个月内招用人员的企业；
（三）由劳动行政部门对富余人员进行社会调剂或出资安置的企业。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村或外埠劳动力，必须经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批准。具体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与被招用人员确定劳动关系，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后，应当到所在地县级以上劳动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就业服务机构办理用人手续。具体办法，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职业介绍许可证》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3倍至10倍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未办理登记注册从事职业介绍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00元至1000元的罚款；营利性职业介绍机构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拒不接受年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1000元至3000元的罚款；逾期仍不改正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2倍至5倍的罚款，并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至3倍的罚款；逾期仍不改正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
第四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3倍至1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职业介绍许可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或者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对单位用工的处以1000元至5000元的罚款，对家庭用工的处以50元至200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从事劳动力市场行政管理的工作人员和职业介绍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或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以外，由劳动行政部门处罚。
第四十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一）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申请人认为符合条件，编制管理部门、劳动行政部门不予批准的；
（二）劳动行政部门办理申请设立职业介绍机构审批手续，超过规定期限的；
（三）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到国外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求职就业，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管理的人才市场，不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5月27日
简析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模式
张世琳
〔摘要〕 侵权行为法自身在民法典的体系构成中究竟如何安排，归纳起来有五种模式可供选择。本文简要介绍了这五种模式，认为应该采绝对独立模式中的一元责任模式。
〔关键词〕 模式 相对 绝对
考量立法的历史与现实，比较有关法典形式的学说和争议，侵权行为法自身在民法典的体系构成中究竟如何安排，归纳起来有五种模式可供选择。将这些模式以是否独立成编为标准分门别类，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非独立模式（也可以称为传统模式），包括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模式和我国的传统模式。其二是独立模式，因独立程度的不同可再细分为相对独立模式和绝对独立模式。尽管独立模式本身也存在不同的独立方式之争，但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呼声最高。
一、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非独立模式综述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非独立模式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它以其发达的民法体系和辉煌的法典化成就而著称于世。尽管大陆法系各国的侵权行为法规范在民法典中的具体位置和条文数量有所差异，规定所涵盖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侵权行为始终是被作为债的一个发生原因而规定在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债法当中。换言之，大陆法系国家侵权立法传统模式的特点是在债法体系下建构侵权行为法，侵权行为法在逻辑和结构上始终统摄于债法体系之中。虽然《法国民法典》在形式上没有明确的债编，但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一编实质上涵盖了债法的内容，其侵权行为法也正是规定在该编之下“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之中。尽管不甚典型，但也并未超出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模式的范畴。
侵权行为法是否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民法典制订中的一大热点,也是确立民法典体系的主要内容。目前主要有赞成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与反对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两种观点。从大陆法系的传统来看,一直将侵权行为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将其归属于债法之中。此种模式的合理性极少受到学者的怀疑并一直被赋予其高度评价。[1]
但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已使侵权行为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行为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行为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行为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2]
（二）我国的传统非独立模式
我国至今尚未颁布民法典，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称民法通则），是我国的民事一般法。该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民事责任独立成章，在民事责任体系下构筑侵权行为法体系，从而确立了我国侵权立法的传统模式。民法通则的民事责任一章（第6章）共分四节，即一般规定、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四个部分，其中以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条文最多，初步建构了我国的侵权行为法规范群，基本将实现了债与责任的分离。因此，有学者认为，我们确定民法典的体系构成时，可以仿照民法通则的做法，单独设立一编“民事责任”，规定侵权责任、违约责任和其他民事责任。
将原本由物权、债法、亲属法中的民事责任统一于“大民事责任”下的民事立法是不现实的，民法典侵权编只能规定侵权法的一般规则，包括侵权行为的一般确认规则和归责原则的一般规则。
首先，由于立法法典化的主要目标就是给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规范基础，因此，保持法典的稳定性是对法典的首要要求。民法典中的侵权法编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应该将其自身定位于“原则法”，对那些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时代尺度”[3]的社会基本体制和基本伦理价值做出反映。因此，侵权法所包含的规则应该主要是“一个文明社会里一直需要并且未来也将需要”的那些基本规则，除此以外的则交给特别法和判例来提供。
其次，侵权行为特别法规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在保护对象、归责原则和损害赔偿方面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事项，如交通事故为主的危险责任、以环境侵害为主的生态保护责任、以建筑物侵害为主的占有人责任、以医疗事故为主的专家责任和以产品为主的消费者保护责任等。对此，法典只能提供基本的思路构建出一个大框架，使得每一类侵权行为的受害人都能够按照这种框架的指引得到民法的救济，而对每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事项具体的明确规定，只能有待于特别法或者单行法来提供，民法典侵权法编毕竟容量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全部做出规定。此外，这些为了适应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特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特别法，虽然大多是基于衡平考量而对民法典中的侵权规范做的修正，但也有不少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而制定的，如我国消费者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规定等。[4]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被附加了特定时期公共政策的特别法已经成为了实现特定政策目的的工具，是不适宜规定在价值中立的民法典之中的。
简言之，侵权特别法所调整的事项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多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如果将这些规范全部纳人民法法典，民法典体系就会变得庞杂芜乱，使其原有的基本价值和精神面貌趋于模糊，进而给民法典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损害。正因如此，欧洲各国在具体危险责任方面都坚持了“非法典化”的做法，“非法典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现代大多数关于由物所致的损害的责任的法律规定都是在民法典之外的特别法中建立起来的。”[5]如德国将这个领域完全交付给了特别法，即使在20世纪进行债法整编时也没有将其纳人法典。同样，在危险责任法典化方面走得比较远的荷兰新民法典，也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将其全部法典化的野心，而是将大量的特别法留在了法典之外。
民法典侵权法编应该做的，只能是对于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一般的权利义务规则做出明确规范，并对比较成熟、确定的特殊侵权行为，通过简要列举的方式明确其相对特殊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或无过错责任原则)，至于具体的操作规范则应留给特别法或者单行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法典与特别法互相补充协调，在保持法典稳定性的同时，为特别法的发展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便使侵权法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6]
二、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的独立模式综述
所谓独立模式，是指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体系构成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模式。独立的模式并不唯一，形式上共同的独立并不能掩盖独立程度上的实质的差别。以独立程度为标准，可以分为相对独立模式和绝对独立模式，绝对独立模式下还可以再细分为一元责任模式和二元责任模式。
（一）相对独立模式
所谓相对独立模式，是指在法典内部体系上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但其内容实质仍受债法制约，侵权行为法总体仍旧居于债法总则的统属之下的独立模式。形式的独立并未改变侵权行为法在逻辑上仍受制于民法典内某一编的状况，此种独立至少在程度是上不完全、非绝对的，故而此模式又被称相对独立模式或形式独立模式。采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该草案共设七编，八十一章，一千九百二十四条，七编的顺序为依次为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该草案对传统债法的处理采用了“总则－分则”的方式，即在“债权总则”编之下，再专设“合同”编和“侵权行为”编。对此，起草者的解释是：“鉴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各种新的合同类型和新的侵权行为类型，致债权编条文数剧增而与其他各编不成比例，遂参考荷兰新民法典将债权编分解为债权总则、合同和侵权行为三编，形成法典‘双层’结构。”[7]所谓“双层”结构，自然是将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一起作为民法典中债法层次之下的又一层次而言，在该草案侵权行为法一编的理由说明当中，起草者再次强调：“侵权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本质相同，因此同属于债权法，称为侵权行为之债。侵权行为之债与合同之债的区别在于，前者为法定之债，后者为意定之债。但两者本质相同，均属于相对权和请求权，具有共同的本质和效力……本法的双层结构：第一层是总则、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五编；第二层是债权编内部的划分，债权总则与作为债权分则的合同编和侵权行为编。可见，本编内部不构成与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的并列关系，只是在债权总则之下与合同编构成比例关系。”[8]由此可见，社科院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中采取了侵权行为法相对独立的立法模式
主张将侵权行为纳入债法体系者主要从物权与债权区分的角度立论，认为社会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两类法律关系——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若不进行相对法律关系的处理，权利就不具有可实现性。合同之债与侵权行为之债虽有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的区别，但权利性质相同，均属于请求权，其履行、移转、变更、消灭以及多数当事人债权债务、连带债权债务等适用相同的规则，所以有将侵权行为纳入债编的必要。[9]
这种主张的立论角度存在逻辑缺陷，侵权行为并不是局限于物权和债权的，对任何权利进行侵犯的行为都是侵权行为；从物权和债权区分的角度出发来讨论侵权行为，得出的结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权利的可实现性最终落脚点在责任，没有责任保障的权利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权利，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应受谴责的行为，直接的法律后果就是侵权行为人要承担因此而造成的责任。
侵权行为发生后的确会产生请求权，但这不是将侵权行为归入债的理由，因为请求权不等于债。物权请求权也是请求权，我们都不会将它归入债，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侵权行为是侵权行为之债呢？
（二）绝对独立模式
